五行卫整编为国防军持续了半年的时间，扩编后的五行卫被人很自然地称为五行军。
趁着整军的这段时间，五行军对新加入的战士进行系统的训练。这次五行军扩编得太快，如果不对新加入的战士进行系统的训练，必然会影响各支部队的战斗力。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是人数越多越好。
好在这次招入五行军的新战士大多有经历过血腥的战场，有一定的战斗经验，经过半年的训练，新加入的战士们的素质基本达到老战士的水准，所欠缺的就是战斗的考验。
这半年里，安南、东吁、蒙古可真是急了，尤其是安南，一连派出了好几拨使臣，向大明乞降，条件一降再降。他们心中很清楚，一旦明军的整编完成，等待他们的将是明军疾风骤雨般的打击。
朝中东林党、保皇党的许多大臣都被说动，同时又因为对董宣武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威望有所忌惮，想借此来约束、打击复兴党，纷纷上表请求接受安南、东吁、蒙古的乞降，向以往一样对他们进行安抚。
毕竟，自古以来一向如此。泱泱天朝，什么没有？难道还贪图那些蛮夷小国的什么东西？既然已经把他们打服了、打怕了，肯俯首称臣，老老实实地做大明藩属国，目的已经达到，何必一定要灭国？圣人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
可是董宣武根本不信这一套。什么“国虽大，好战必亡”，成吉思汗打下偌大一片江山，可是大元的灭亡跟“好战”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要说被称为战斗民族、对领土要求永无止境的北极熊，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上一架的白头鹰，丝毫没有露出半点亡国的迹象。还有即将崛起的英吉利国，凭借坚船利炮，领土遍布全球，它的没落也不是因为好战。
董宣武的条件很简单，要投降，可以，也欢迎，但必须是无条件投降。放下武器，停止抵抗，任由大明处置。
安南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关系南海咽喉之地。董宣武绝不允许这么一块战略要地掌握在一群不太听话的猴子手中。况且，这块土地本来就是从华夏分裂出去，现在是收回的时候。
至于东吁，相比安南，战略地位略显不那么重要，但是占领了东吁，就能从侧翼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逼迫英吉利不敢轻易对大明起非份之想。
而且从长远来看，大明需要将势力渗透到印度洋，以保护未来极端重要的生命航线，东吁是一个很好的跳板。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东吁经济、文化、军事、政治都比较原始落后，大多数东吁人并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占领后怀柔与铁腕并行，很快就能收获当地百姓的人心。
至于蒙古，以及北方的西伯利亚，董宣武势在必得，当然不肯放过这么一个好机会。
虽然，董宣武的强硬，引起了很多东林党、保皇党大臣的不满，但考虑到即将展开的内阁选举，东林党、保皇党并不愿意与实力强大的复兴党闹翻。
这决定了三国的乞降最终是徒劳无功的。
半年后，整军基本完成，安南、东吁停歇了很久的战火重新燃起。
崇祯元年四月，燕无为率领第一军和十万明军，在大明南洋水师的配合下，挥师杀入了安南。一路上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四月底，燕无为在凉山一举歼灭试图依托有利地形，负隅顽抗的安南、沙定洲二十五万联军，沙定洲被生擒。
在主力被歼灭，五月中，安南国王莫登瀛，在无法抵抗大明兵锋的情况下，宣布向明军无条件投降，安南被平定。这片华夏故土总算再次回到了华夏的怀抱中。
与此同时，熊兆琏所率领的第五军和十五万明军，也对东吁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经过三个月不断的打击，东吁军不断溃败，伤亡惨重，军心涣散，士兵根本不愿意继续与大明作战，溃散、叛逃事件不断发生。
崇祯元年七月，熊兆琏率八王兵马抵达东吁城。
东吁城这的士兵发动叛乱，并主动向明军投诚并献出了城门，东吁国王阿那毕隆不得已在王宫中树起了降旗，宣布向明军无条件投降。
对于东吁国的处置，董宣武并没有简单地将其灭国，毕竟东吁是东南亚一个个大国，人口众多，其中有很多人并不愿意接受大明的统治。
为了长治久安，经过深思熟虑，董宣武在东吁国国土西北部，与英属印度接壤处，划出一块狭长地带，约占东吁国领土面积的三分一，准予东吁国王阿那毕隆在那里继续他的统治，改国名为缅甸，并将那些依然忠于东吁国王阿那毕隆的百姓迁往缅甸。
董宣武这样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并不想在此时直接与英吉利国发生冲突。把新成立的缅甸作为大明与英属印度的缓冲地，以此向英吉利表示善意。
崇祯元年十二月，崇祯皇帝下旨设立东吁都统使司，归属云南省管辖，并设十三宣抚司，各设宣抚、同知、副使、佥事。
将东吁大部分土地纳入囊中，意义重大，从此，大明在印度洋终于有了入海口。为大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崇祯二年三月，为了保护东吁领土，大明宣布建立大明西洋水师。同样归属董宣管辖。但实际上，此时的西洋水师，其实只有几十艘小战船，千余人的规模，只能对海盗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并不具备强大的战斗力。
之所以会这样，也是董宣武不想过早引起泰西人的警惕。
收复安南和东吁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大明向世界表现出了强势的一面，同时也划定了势力范围，夹在安南与东吁两片土地之间的中南半岛诸国是大明的势力范围，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
荷兰、英吉利等国显然读懂了董宣武的意思，很明智地放弃了对这一带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