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峡地区毗邻吐蕃、羌、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少数民族部落肉食乳饮，日常消费需要大量茶叶，因而蜀茶是边地贸易的重要物资，特别是卖给当时的吐蕃人，利润极高。赵光义施行新茶法后，表面没有对茶叶进行专卖（蔡京上台后才把茶叶弄成国有化的，一个敢把“封椿库”的钱都拜掉的子孙，动茶叶的手脚其实显得顺理成章了，只有这样才能与他花钱如流水的艺术败家子形象相符，其实徽宗刚上位那会并不这样，经略吐蕃，开疆扩土，弄得有声有色，几代皇帝没办到的，他都办到了，这是何等的争气，这当然也与河湟地区唃罗厮吐蕃政权的瓦解有一定关系，至于后来为什么会那样，有人说是受了蔡京的影响，蔡京的字写的非常好，他就是因为这一点才被宋徽宗看重的，俗话说‘文人相轻’，在这位官家面前恰恰是相反的；有人说应了赴太祖灭南塘李煜后尘的谶语，李煜和宋徽宗一样都是大才子；有人说这与他是艺术家很感性的性格相符，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这里我们不妨说一个明朝万历皇帝与张居正之间与宋徽宗极为相似的例子，张居正在的那几年，万历其实挺勤勉的，后来张居正死后被对手泼污水，倒查清算，查出张居正背后那么一破锣事：给自己的两个日子漏题，更是贪腐了不少的银钱等等，详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上面写的很深刻，很值得一看的一部好书。万历后期基本慌于朝政，和他的上一届喜欢带兵打仗的正德是截然不同的，万历皇帝被宦官当权和蔡京把持宋朝廷几十年宋徽宗只知道狎妓玩艺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某种信仰的轰然倒塌吧，至于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宋徽宗前后如此大的差异，现在是不可能知道了），却强行将蜀茶限制在蜀地内，在通往边境的要道上设置关卡，以军队把守，完全堵住了民间以茶获利的孔道。茶农售卖无门，只能将茶叶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出面与少数民族部落交易，茶利尽数落入了朝廷的腰包。而百姓私自贩茶一旦被查获，就要处以流放，甚至杀头的重刑。蜀地的井盐也出产量特别大，太祖这么做，无疑于砍去了蜀人的两只胳膊，也只剩下鼻孔苟延残喘的活着了。川蜀成都平原一带地狭民稠，百姓“耕稼不足以给”，多兼营纺织、采茶等副业。太宗陆续采取“博买务”、新茶法等新举措，大规模地与民争利，等于完全断绝了这些人的生活来源，黎民贫困不堪，全然不能自存。一边是当权者毫无节制的强取豪夺，另一边，压在蜀地百姓头上的赋税徭役等负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博买务”等加设机构而数倍增加，情况愈发恶化。太宗淳化年间，由于赋敛急迫，百姓失业，困顿无路，“于其心有所不可得忍，然后聚而为盗贼，散而为大乱”，民间起义不断。
到淳化四年（993年）春季，川峡天灾频仍，饿殍载道，民不聊生，终于爆发了大卫立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茶农武装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起义军领袖王小波以“均贫富”的口号作为号召，又利用后蜀国主孟昶在蜀地的影响力（孟昶在当政期间造的铁钱质量非常好，很受成都市井小民的欢迎，一入宋，粗滥制出的铁钱大大贬值，可想而知，成都的升斗小民更喜欢孟昶这个皇帝），公然宣称内弟李顺即是孟氏遗腹子（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无非是想煽动这些老百姓，和陈胜吴广鱼肚里藏书是一个意思。这次起义猛烈地扫荡了四川地区的世族豪强势力，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经过这次急风暴雨的冲击，四川地区世族地主或转死于沟壑，或暴骨于郊野，或被镇压，或被驱逐.或成为农民的阶下囚。起义军杀掉大批贪官污吏和世族豪强，使他们在许多城市里的住宅与收藏财产的“地窖”悉被荡平。“害物赎货辈，皆为白刃铄，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残余势力受到了有力的打击与清除。其实他们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攻下剑门川这个进入成都的门户，让宋朝的援军很轻易的由剑门关再次进入了成都平原，可能也有安于现状的因素在里面，就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攻下江宁建立天朝，从金碧辉煌只有他一个男人的天王宫一直到最后服毒自杀去求天主来降罪给围攻天京的曾国荃及手底下的这些清妖就只出宫过一次，好像是给东王杨秀清过寿还是封官什么的，十多年出一次宫是什么概念？万历，宋徽宗和他比简直是小儿科，可见那些小资产阶级一旦当权了，其实都一个德行，甚至比那些荒淫的皇帝来得更过分，李顺这段时间是个什么样子，其实可以从洪秀全身上不难看出同样的端倪。当然乞丐出生的朱元璋是个例外，他手底下的那些猛人太多了，比如徐达，常遇春，刘伯温，常茂，后来建立明朝有25位公爵，79位侯爵，再怎么说他也是带着明教来打天下的，此明教非金大侠比下的明教，而是摩尼教，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方腊的衣钵，历史其实很有意思的，金国被成吉思汗的元朝灭了，元朝被明朝的朱元璋灭了，明朝后来又被后金的努尔哈赤灭了，历史就这么一直的在循环，可见出来混总有一天要还的），由此赢取了大量民心，义军势力一度横扫川蜀全境。不久，王小波在与卫军对抗中战死，妻弟李顺继续率部与官兵鏖战，并一举攻克川蜀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太宗赵光义以心腹宦官王继恩为帅，调集大军镇压。虽最终平定蜀地，但“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赵光义深受震撼，被迫下《罪己诏》，先是将责任推给了蜀地官员，道：“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又称“自今而后，永鉴前弊，改弦更张”，终于放弃了对蜀地财富“剃头式”的劫掠。
（太宗皇帝不喜欢四川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四川人被北方人称为“川藞子”，也即说四川人粗野放诞，不遵礼法，是一些好乱易动的奸恶刁民，当然也不排除某些险恶的用心，毕竟诸葛亮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哪天那里在冒出这么个猛人，宋朝的天下焉有存呼。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短短30年间变乱频生，使得当权者对四川颇为反感。北宋朝中的舆论大肆宣传四川乃乱民丛生的危险地带。仁宗年间的诗人张俞曾描述外人对蜀中民风的看法，简言之就是“奸讹易动”。梁周翰就对四川的地理、经济、民风等进行了一番易于作乱的宣解：“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这样，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构为边缘之地：这里地形险要，人心险恶，根本不能与中原上国的淳朴民风相比。被权力中心边缘化、妖魔化的四川人民，长期遭受到朝廷的暴政压迫。把四川描绘成奸民险地的梁周翰，到蜀地为官后对蜀民大搞严刑峻法，把人活活打死之后，仍理直气壮。余靖代表朝廷拟写的给益州（今成都市）知州文彦博的制书，居然要他到蜀地后“勿贪宽厚之名”，这就是公然鼓励和敦促地方官到四川搞暴政了。为对付所谓的蜀中奸民，大宋自真宗以后就把犯罪的蜀民，不论罪行大小，全家老小一律赶出四川，有些人甚至永远不能回家乡。王安石曾说：“蜀自王均、李顺再乱，遂号为易动，往者得便宜决事，而多擅杀以为威，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可见，蜀地被塑造成一个危乱之地后，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习惯性。更有甚者，天圣年间，益州知州程琳，因为对四川祭神集会的风俗心存偏见，而制造了一件血腥冤案，当时“蜀民岁为社，祠灌口神”，程氏却把祭祀水神李冰的表演当做是“置官属吏卒，聚众作乱”，而“捕其首斩之，配其社人于内地”。
宋代以科举取士构建官僚集团，南方文化迅速上升，福建、江西、四川等地都成为书香之地，在科举上优势突显，成绩斐然。这引起身居权力中心的北方人的恐慌，为维护既得利益，从政治上加以打压南方就成了宋初新政之一。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曾以诏书知会御史台要求审查全国官员的籍贯，严禁南方人在本道担任知州、通判以及转运使等官职。宋代前期的执政集团一贯看不起南方人，他们编造了一个太祖曾定下不准南人为相的祖宗旧制，到真宗朝，名相寇准（陕西渭南人）和王旦（山东莘县人）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对南人蔑视有加，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后，寇准仍称南方人为下国人。在明神宗年间的变法与不变法之争中，福建新进士人借参与变法大量涌入权力中心，吕惠卿(泉州)、章惇(南平)、蔡确(泉州)、蔡京(莆田)、蔡卞(莆田)等福建人相继成为变法派的骨干，而反变法势力虽然一度失势于权力中心，但他们凭借把持政治话语权的地位，极力塑造福建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的舆论，“福建子”三字在宋代便成为在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小人的代名词，由邵伯温建构起来的王安石晚年在家里写此三字以泄愤的故事被同道广为传布，几至家喻户晓，竟使得“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便“目为福建子”以泄愤。
此后，福建士大夫一旦被当权者贴上“福建子”的标签，就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宋徽宗时甚至出现“移乡福建子”的新绰号，四川人任伯雨曾弹劾山东密州人赵挺之“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福建子”的舆论在当时已深入人心，连一般的士人也敢在闽人权贵面前表现出对福建人的不屑。福建人吕惠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时曾将孙女许以一新科进士，该进士竟跑到开封府找知府蔡京（福建莆田人）要办理悔婚，并对蔡说退婚的原因只是“不喜与福建子相交”。尽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闽人边缘化并未能阻止闽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他们几乎成功了，《宋史》中《奸臣传》的北宋部分就几乎成了福建人的专版，《奸臣传》总共20人中，福建就占了9人。这似乎证明了“福建子”的确不该在政治上得到皇帝的信任。
寇准除了讨厌福建人，也讨厌江西人，他支持杨亿打压江西新余人王钦若。在寇准的默许下，杨亿与他的同事们编了一场戏捉弄王钦若。演戏的舞台在办公室，剧情是：一人扮作王钦若死了，另一人扮作他的母亲，扑在他身上号啕大哭。王钦若知道后气得发疯，咬牙切齿地说要进行报复。有一次，寇准主持科考，江西的萧贯高居榜首，寇准以他出身“江南下国”为由，硬是把他的状元拿掉，将山东平度的蔡齐推为第一，还逢人便讲：“又为中原夺得了一个状元。”江西临川人晏殊是个神童，深得宋真宗赵恒的赏识，14岁那年，皇帝要赐他为进士出身，寇准表示反对，理由是他为南方江西人。皇帝不满，反驳说：“朝廷选拔人，唯才是举，如今四海一家，怎能讲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唐朝的张九龄不也是南方人吗？”
宋真宗时期，南方人中有吏能和才干的、能够对北人构成威胁的人，从人身到人格都被北方人妖魔化。王钦若和同为南方人的陈彭年（江西南城人）、丁谓（江苏苏州人）、林特（福建顺昌人）、刘承珪（江苏淮安人）走得比较近，被寇准、王旦他们合称为“五鬼”。王钦若因为外貌被嘲笑为“瘿相”，丁谓被嗤为猴形斜眼，刘承珪为宦官，被贬损得更低。陈彭年还被称为九尾野狐，江西德安县人夏竦被视为“奸邪”。其实探访史实，这些人并非都像这些不堪的称号所描述得那么不堪，相反，他们全都是非常具有吏能和才学的，在理财能力、文化涵养和学术造诣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些称号污蔑的成分很大，这是北宋政坛南人先行者所付出的代价。
可见宋代的妖魔化地域歧视，是当权者或者当政者不作为，带着一厢情愿的有色眼睛甚至是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