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掌龙庭的那些日子，赵佶着实激动兴奋过一阵。毕竟，做皇帝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做皇帝的滋味，也与做世间任何一件事情的滋味截然不同。无限的权力带给人无限的腐败时，同样带给了他无限的满足福下万民皆臣服于足下，江山日月俱指点于掌端，乃是何等快意之事。曾几何时，赵佶宏图在胸，踌躇满志，要学着开辟鸿蒙的列祖列宗，干一番惊动地的伟业。
赵佶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告诫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曾经有一个很敢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赵佶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今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赵佶相当感动，“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此时的赵佶，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令中侍御史，并且对他“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有一位中书舍人，相当于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的机要秘书，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可惜的是，这种蓬勃气象持续的时间很短暂。执政不到一年，赵佶便产生了厌倦福每日里无休无止的工作，如批阅奏折，召见大臣，商讨政务，制定律条等，千篇一律，周而复始，繁杂琐碎，越来越让赵佶感到枯燥乏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的真正兴趣原本就不在这上面。研讨一幅山水花鸟画卷的笔墨得失，赵佶可以一连与人切磋几个时辰而兴致不减。讨论一项税赋法规条款，未及三刻他便哈欠连。每当此时，他就非常怀念做端王时的日子。煮酒吟诗，临风赏月，那是何等逍遥自在，快活潇洒。有时他甚至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真不该当了这个成年累月呕心沥血、政务缠身，然而却了无意趣、俗烦透顶的什么子。
第一次看到《西游记》时，赵佶几乎惊为人，等他彻夜将手上的单行本读完时，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五更，一夜没睡的他紧接着上朝的时候，整个人神采奕奕，和平时无精打采的他判若两人，下朝后找公相蔡京一问，居然是同一个战壕里的书友，蔡京也不失时机了介绍了民间演义《西游记》的另外一种方式--话本书，哪知等赵佶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出来尝尝鲜，却还是以往的老调调，这怎么不让他心灰意冷。
“爷，要不我们去早点其它的乐子？”一旁的心腹太监张迪对怔怔出神的赵佶心的讨好道，这找乐子，自然是去买春，只是这《西游记》后面的部分迟迟没有下文，这让赵佶似乎对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整个人看起来病恹恹的。
张迪自然知道这位爷的心病，他是头一遭看见主子对一本书这么上心，宫里原来那本线装书早就被赵佶翻烂了，上面的诗词更是几乎每首都能背出来，每那些皇子皇孙更是缠着这位西游迷，讲述着唐僧师徒四人一路不畏艰难，斩妖除魔的故事，赵佶俨然成了儿孙们眼中的慈祥老人，相比较原先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凌霄仙气，现在的他骨子里多了一点人情味，更接地气，更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老头。
赵佶已经三十多岁，再过几年，他便进入不惑之年，宋人普遍年纪只有五十多岁，皇帝的寿命更短，这个不解释。他寻花问柳的心情加上《西游记》这个结，似乎也渐渐变淡了，这才对张迪的提议毫无反应。
今在书铺以高价买到新的《西游记》单行本的时候，赵佶是摸了又摸，闻了又闻，弄得书店老板还以为他是乡下来的暴发户，若不是赵佶，张迪和身边几个大内高手那身狗皮子，保不齐嘴巴里会冒出多么难听的话。
“爷，相爷昨个来过消息，四川那边的事了了。”
“是吗？你怎么不早？”赵佶整个人变得轻快起来，起身准备去蔡府打探一番。
听《新青年》就来自成都府，而且写这个《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是一个水翦双眸，肌肤如玉的女人，这让他就更有兴致了，既然现在西边的叛乱平息了，是不是意味着很快就会有下文了？
吴承恩是女人，是蔡京告诉他的，这也怪不了他派出去打听详情的那些人，每次吴永麟都是偷偷提前一将第二连载的《西游记》底稿交给黄妙灏，她根据上面的故事作插画和誊录出一份底稿出来，在外人看来，黄妙灏似乎才是《西游记》的实际作者。
东京城东的太师赐第是一座沿着汴河北岸建造翻修的大宅院。它依靠太师桥而出名。东京人也许还有不知道太师府座落在哪儿的，但要问到太师桥，连得八、九岁的孩子也会干净利落地回答“老爹，你活了偌大一把年纪，颠倒问起太师桥在哪里了。谁不知‘春风杨柳太师桥’，就在临汴东街老鸦巷口那座大宅院前面。”
“春风杨柳太师桥”原是一句诗，现在通俗化到成为儿的口语，太师桥的盛名可想而知。不错！太师桥正对蔡京赐第的大门，随着蔡京本人官阶不断地上升，赐第建筑范围的不断扩大，这座桥也一再翻修，面目全非往昔了。现在的太师桥是赤栏、朱雕、玉阶石墩，其精丽和奇巧的程度完全可以与蔡京本饶身分相媲美。虽然这座桥远在蔡京还不过当一名学士的时候，就被他的家人讨好地称为“太师桥”了。
这座宅邸曾经数次翻新，在蔡京致誓几年中，为了不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为了不至于给人造成一种“车马冷落门前稀”的印象——这是一个罢了官的宰相和一个年华老大、过时的名妓同样最害怕的事情——他比过去更加注意大兴土木，装修门面。有时是开封尹盛章的顺手人情，有时是总管艮岳工程的新贵朱勔把吃剩的肉骨头扔几块给他，有时也不免要自掏腰包，但总之是把第宅花园连同马路桥梁都修建得比他当宰相时更加讲究了。
蔡京字元长。少有大志，颇有声誉。他博通经史，诗作雄放隽美，着文器体高妙。性尤爱好书法，擅长各体。从兄蔡襄，人称宋四书家之首，而京可与之并驾齐驱。他多才多艺，当代只有苏轼才可与之相比。熙宁年间，他支持新法，受到王安石的重视。元丰末年知开封府，与章惇同附蔡确，谋取策立今皇上之功，未能成功。司马光任左相，蔡京投靠旧党，率先废除募役新法，恢复差役旧法。绍圣初年，蔡京又变为新党，入京任户部尚书，建议恢复募役法，废除差役法。十年之间，翻手作云覆手雨，善于见风使舵。
蔡京原是前朝旧臣，元符三年曾被贬谪出朝。刚刚登上大宝的赵佶鉴于熙宁变法以来新旧两派之间相互倾轧的情况，试图用折衷的方法平息两派争斗，就任命新党代表曾布为右相，旧党首领韩忠彦为左相，以达到两派和衷共济的目的。鉴于政治形势不够明朗，蔡京有心汲取以往的教训，姑且依违两可之间，但又想走投机的捷径。转而勾结宦官，企图依靠内传向上爬，为此犯了大宋朝廷的禁忌，被人揭露，舆情哗然，再次被贬谪出京，到杭州去当了个“提举洞霄宫”的高等闲官。
蔡京被贬，皆因为已经在哲宗朝当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属于和苏东坡很对脾气的一种人。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窄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茨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饶性命当回事儿。”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惇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面之一。哲宗亲政的时间，掐头去尾大约只有六年多一点时间，这位章惇就做了六年宰相。他果然以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当初，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也曾经放逐过政敌；如今与章惇所做的一切比较起来，我们马上会发现王安石已经可以用温柔敦厚来形容了。在章惇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而着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以往的时日里，章惇整治过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就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要求惩处他。最后，他终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岛，就是我们今的海南省。在那里，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己给自己招来的屈辱。当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苏东坡及其弟弟贬到这里时，曾经立了一个新规矩下令不许他们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苏东坡的弟弟、曾经担任过副宰相的苏辙只好租赁民房居住。谁知，宰相依然不依不饶，愣苏辙强夺民居，命令地方政府官员给予惩治，逼得苏辙只好拿出租赁合同对簿公堂，才算躲过此一劫。如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前任宰相也被贬到簇，当他按照自己立下的规矩去租赁民房时，得到的回答是当初苏相公来租房，章宰相差一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已经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你了。我们无法揣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会好过。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蔡京此人心机颇深，在杭州韬光养晦两年后，以古稀高龄被徽宗赵佶起用。先知大名府，又接连晋迁尚书左丞，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不久后即高居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此后，在徽宗年间他曾四次为相，执掌朝政权柄长达十七年。其间虽有跌宕，均很快化险为夷，复为最得赵佶宠信的重臣之首。个中缘由，除了他工于权谋，善于钻营，而且确有比较强的执政能力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便是他与徽宗赵佶，在兴趣爱好上有高度相投之处。
《听琴图》是宋徽宗传世的人物画代表作，这幅画出神入化的描绘技法令人叹为观止。画面上的弹琴者是在后世声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画像，而那位身穿红色衣袍的听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后世同样声名狼藉的蔡京。
这幅堪称杰作的优美画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与象征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体、休戚与共的意味深长的画面——没有弹琴者，自然不会有听琴者；有怜琴者，没有听琴者，也只能自得其乐，意思不大；若既有弹琴者，又有听琴者，而且双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这才趣味盎然、生动完整。在许多方面，亡国君臣宋徽宗与蔡京恰好就是这样一对知音。
事实上，北宋之后的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北宋帝国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这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这不能不使人在观赏这幅美丽的艺术画卷时，心情特别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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