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额外提一下两宋一北一南开国时的两位重臣赵普和秦桧，他们对赵家的后世子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看看他们的履历表。
赵普（922年－992年），字则平。幽州蓟人，后徙居洛阳。五代至北宋初年着名政治家，北宋开国功臣。早年曾被刘词辟为从事，后担任赵匡胤（宋太祖）的掌书记。显德七年（960年），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乾德二年（964年）拜相，协助赵匡胤削夺藩镇、罢禁军宿将兵权，实行更戍法、改革官制、制定守边防辽等许多重大措施。淳化三年（992年），赵普病逝，年七十一。宋太宗亲撰八分字神道碑赐之。累封韩王，赐谥“忠献”，并配飨太祖庙庭。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赵普虽读书少，但喜观《论语》。其“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对后世很有影响，成为以儒学治国的名言。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生于黄州，籍贯江宁（今江苏南京）。南宋初年宰***臣，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政和五年（1115年），秦桧进士及第，中词学兼茂科，任太学学正。宋钦宗时，历任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二年（1127年），因上书金帅反对立张邦昌，随徽、钦二帝被俘至金，为挞懒信用。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秦桧逃回临安，力主宋金议和。绍兴元年（1131年），擢参知政事，随后拜相，次年被劾落职，绍兴八年（1138年）再相，前后执政十九年，历封秦、魏二国公，深得高宗宠信，几乎把持了当朝的政权。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逝，时年66岁，追赠申王，谥忠献。开禧二年（1206年），宋宁宗追夺其王爵，改谥谬丑。嘉定元年（1208年），史弥远执政后又恢复其王爵和谥号。秦桧在南宋朝廷内属于主和派，奉行割地、称臣、纳贡的议和政策。第二次拜相期间，他极力贬斥抗金将士，阻止恢复；同时结纳私党，斥逐异己，屡兴大狱，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奸』臣之一。
赵普和秦桧二人，按照大家的印象，多半会褒赵普而骂秦桧，在王夫之看来，二人是有宋一朝最大的罪人、最大的野心家。作为一家之言，大家不如姑妄听听，区区还是觉得有几分道理的，正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赵普、秦桧二人的共同特点，在王夫之看来，都怀有很大的野心而想取宋王朝而代之，这与唐代徐世积（即李积）一样。徐世积杀王后立武氏（武则天），是想让武氏『乱』唐而由自己来夺蹊田之牛。假使徐世积不死，他就可以『操』纵武氏，让愚蠢的唐中宗如同晋安帝司马德宗一样，这样就可使“唐移于徐氏矣”。而王夫之认为，“赵普亦犹是也”。赵普与太祖“誓而藏之金匮”的《约书》里规定“立长君、防僭夺”，在赵廷美、德昭死后，太宗一旦不保而赵普还活着的话，他就能“藐尔之孤”，把赵氏年幼继承人的生死『操』纵在自己的股掌之中。但他没有想到太祖死后，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而继位，经营开封许多年的太宗下手动作实在太快，使赵普的『奸』慝不能得逞，于是他就只能姑授太宗以俟太宗之后的年幼继承人由自己来『操』纵，这与他当初的节『操』相去甚远，不得不说是莫大的讽刺。经过这样分析，王夫之下结论说：赵普的用心与徐世积对武氏的用心是一样的。
秦桧除了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岳云父子，还有更大的野心。王夫之说：秦桧诛逐异己，不欲留下一个人，不只是出于一时的忿忮而求报复，他又遍置党羽在朝廷的各个要津，让宋王朝没有一个大臣可以倚靠，当时高宗年已老耄，普安郡王虽然已从疏远的支系选拔上来，但还没有正式立为太子，一旦高宗宫车晏驾，秦桧还不死的话，他就会选冲幼之人暂时继位，然后再由自己起而夺之。此时外有女真为援引，内有**为佐命，篡夺赵氏的王权，对秦桧来说就是“易于掇芥”了。王夫之说，秦桧的这一野心，“岂待吹求而始见哉”？
秦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下了很大工夫，做了不少准备工作。首先是逢迎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师，解诸将之兵，而使自己独立于百僚之上，之后又将诸贤流放，害死岳飞，让韩世忠谢事闲居，使刘锜、二吴敛手听命，让张俊总领诸军的心愿不能实现，也等于被废黜了。此时的秦桧，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周回四顾，知天下无人能如己何，高宗对他也是惴惴然而无法驾驭，在此情况下秦桧就敢于睥睨神器了。王夫之说这是“势之所激，鼠将变虎”，而在秦桧刚刚回到宋朝时，还“非有曹『操』、司马懿之心”，但发展到后来，“考之于其所行，不难为石敬瑭、刘豫之为者，岂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说明王夫之是根据秦桧的所有行动从而得出这一判断的。王夫之又说秦桧“其锐往而无定情也甚狡，其执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坚，则不必久怀篡夺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复何所戢而中止乎”？认为其野心逐渐形成，既是必然的，又是不会收心而中止的。
王夫之观察和总结宋代的兴亡史，最痛心的一点就是宋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不堪，他认为其根本原因也可以追溯到赵普身上。赵普最初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让太祖对军事将领们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赵普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太祖巩固手中的皇权，在王夫之看来，赵普其实还怀有更为自私的目的，即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而削弱军事将领的权力。王夫之说，赵普在太祖当上皇帝的时候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地位在军事将领之上，但他也自知军事将领对他并非心服口服。其后军事将领平定各处的割据势力，赵普都没有参与之功，所以当时为太祖推诚戮力的功臣，皆瞧不起赵普而愤恨赵普倾轧自己，赵普与军事将领“固有不与并立之势”，于是赵普就日思夜想来削弱军事将领的地位和权力以求自安。为此他充分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心理，而让太祖把自己倚为社稷臣，所以王夫之说赵普根本不是出谋划策来安定赵家的天下，只是尽力折抑武臣，使他们不能建立不世之功来与自己争夺太祖的眷顾而已。王夫之因此下结论说：“凡赵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
更恶劣的是在赵普的推波助澜下，宋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竟然在整个宋代形成了一种治国的“家法”：“以普忮害之小慧，而宋奉之为家法，上下师师，壹于猜忌。”赵氏治国的这种“家法”，并不是成文的制度，而是一种埋藏在宋代各个帝王心中的深深隐忧，王夫之说这是宋代各届帝王的“不言之隐”。而这种“不言之隐”，就导致了宋代历届帝王不信任军事将领从而使宋王朝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成了北方民族不断欺侮、侵入最终使宋王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王夫之身处明亡之后，重新反思这种治国家法对于中国的深远影响：“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后人往往称赞宋朝对文人的优遇，王夫之却认为这种重视文化的表面光鲜的背后却存在着不信任军事将领的隐而不宣的心情，受此心情的困扰，宋朝军事积弱，不能对抗外族的军事入侵而亡，明朝也走了同一条亡国之路，所以王夫之说宋对军事将领的猜疑削弱的危害不仅仅是宋王朝灭亡，而是“贻六百年衣冠之祸”。从宋王朝建立的960年算起，到明王朝灭于清的1644年止，正是六百多年。不同的王朝，同样的结局，这说明国家的军事力量不强，民族和文化的生存都将受到重大破坏乃至灭亡，所以这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衣冠（即民族文化）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只重文化，不重军事，文化也将不保而受惨重的灾祸。
闲话到此，德昭、廷美的事发生之后，宗世子弟除了有机会参加各种仪式，包括朝会、宗庙祭祀和其他宗教仪式，实际的职掌权却近乎没有，这让宗室里面的赵家后起之秀不免焦虑和绝望。而且宗室婚姻被明确视为国家或者说朝廷的事情，必须经过皇帝亲自批准，而宗室家庭却对儿女的嫁娶没有发言权。有一点特别值得玩味，一直到仁宗朝为止，宗室婚姻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其结婚对象绝大多数来自武官家族。武官在理论上虽然可以拥有与文官相同的品位，却通常被视为低人一等，比如杨家将里面的六郎杨延昭，取妻柴美容（即柴郡主），处处被潘仁美刁难，却不得不常常忍气吞声就可见一斑了。
潘仁美的原型是历史上的潘美，可以说是他临阵脱逃间接害死了杨业，这里面的罪魁祸首是当时的监军王侁（这人和苏东坡交好的那位驸马爷同名同姓），当时这位王监军直接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兵力，才让动摇不定的潘美也撒丫子开逃。这位王监军能够等同行使皇帝赋予的权力，负责“积核”在外将士的“功罪赏罚”，将帅指挥打仗，监军虽没有指挥权但有监督权，但能与“统帅分庭抗礼”。潘美虽说是主帅，但是总体上却处处受到王侁牵制，无法拥有完整的控制权。在与辽军交战时王侁非得要杨业带三分一的军队去跟辽国十万大军交战，王侁带三分一的军队，潘美带三分一的军队。遇到这样的监军，不得不说是杨业的悲哀，也是后来大宋朝的悲哀，也可以说是赵普在前面埋下了祸根。
北宋中后期，随着宗室子弟不断的开枝散叶，赵家宗室族群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一切的导火索是神宗朝时的李逢事件，将宗族问题摆上了台面。
1075年正月，山东沂州（今山东省临沂市），平民朱唐告发前余姚县主薄、徐州人李逢密谋造反。提点刑狱王庭筠奉命前去调查，结果报告说李逢虽然有诽谤朝政的言论，却没有谋反的行为。皇帝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又派了权御史台推直官骞周辅到徐州去调查。夏历三月初，骞周辅上报了他的重大发现，结果与王庭筠说的大大不同。不但得到了李逢的供状，甚至还牵扯上了太祖的四世孙赵世居。调查的焦点自然也就转向了赵世居，知制诰沈括和同知谏院范百禄受命推勘李逢一案，查无‘异辞’。案件被移交给开封府的一位推官。夏历三月初八，该推官会同宗正丞拘押了赵世居，并查封了他的家产。皇帝允许他『自杀』。他的子孙免于死罪，但遭到监禁，他们名字中的宗室排行字更是被取消，从皇家族谱中除名。世居的兄弟、叔伯、侄子都遭到降级处分（这个应该是所领的俸禄），妻子、女儿、儿媳者被迫在禁寺中出家为尼。
此事件一出，让宗室哗然，大宋朝廷的无情铁腕让公爵王侯们悚然心惊。加之这些年人口增长、费用冗滥、血缘宗族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无服宗亲更是越发『迷』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何方，有些甚至根本不管皇帝定下的婚娶对象不得农、商、夷的禁令，嫁给富裕闾里村夫的比比皆是，让宗正寺的官员伤透了脑筋。
1102年夏历11月12日，蔡京上疏，洋洋洒洒一大篇，制定了各种宗室事务的解决之道，赵佶全盘接受。里面最核心的一条是在地方创设两处宗室集中居住的计划，他计划通过赐予土地，重新巩固宗室组织，这两个居住区，蔡京称之为‘敦宗院’。另外一条是科举入仕计划，这些宗室子弟早已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猛然让他们翻书，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后来的结果不难想象，要求并不苛刻的量试也极少有人考试通过。
量试始于1069年，是特为宗室举行的考试，地位相当于特奏名的简化考试，那些即便通过了量试的少数宗室也都是所学不广，素质极差，不堪大用，难以为官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