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夹锡钱连老百姓都看不上，他居然当救灾款让我们运到川蜀去，合着他没安好心呢。难怪那方七佛原封不动的还了我们，他定是开箱查过了。”
“夹锡钱”创始于宋崇宁二年，在铁钱中加入锡，使钱币变脆，主要是防备北方辽、金两国大量收购南方的铁制钱币，然后熔炼制作兵器，只是质量太差，老百姓根本不买账，基本没人用。
《宋史·食货志下二》：“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於陕西……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蔡京当国，凡以金银丝帛等贸易，勿受夹锡钱者，以法惩治。盖其时有以金银为用者矣。”
宋朝和前几朝一样，法定主币是铜钱，其实主要材料为铜、铅、锡的合金，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纯铜很软，而且极易氧化，生了铜绿后很难看，这三项比例由北宋天禧年间到南宋嘉泰年间发生了极大改变：含铜量由62%至72%降为56.5%，用铅量由20%至27%增为40%，用锡由8%至12%减为3.5%。
宋仁宗康定年以前，官方没有铸行大钱，民间行用的是清一色的小平钱。宋仁宗康定年始，在陕西行用大铜钱。宋神宗时，折二钱广泛行用，在当时行用的铜钱中，已占相当比例。
宋徽宗时，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清明上河图》上的情形可以借鉴，于是大量铸行当十钱，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民间流行的，大约应主要是当十钱。当十钱前后铸了数种，大抵是用铸三个小钱的原料铸一枚当十钱，这就使铜钱的价值实际降为原先的十分之三，铜钱购买力理所当然地要随之下降。
康定、庆历大钱在当十的时期，显然是规定价值与实际价值不符。陕西此时期的物价上涨，与当十钱的行用直接有关。宋徽宗时铸行的当十钱比宋仁宗时行用范围广、数量大，此时期的通货膨胀与当十钱的泛滥有直接关系。
宋朝建立伊始，政府就在维持充足的铜币供应方面遇到了困难，而且如果经济持续增长，铜币供应量也应当随之增加。当时的标准钱币面值为一钱，但神宗时期曾铸造过当二钱的铜币。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人们通常用贯做为计量单位，名义上一贯等于一千钱，但由于铜钱短缺，政府允许在缴税时只支付七百七十钱。政府还采取其他措施来缓解铜的短缺，包括开采新的铜矿，降低钱币中的含铜量，允许用银两缴税，在北部边境和四川发行铁钱，严禁熔化钱币，在谷物交易和茶、盐专卖中使用票据或度牒，有时候还会发行纸币。1085年，货币发行量达到顶峰，政府一年共发行了六百万贯铜钱（是997年的7.5倍）。钱币不是在一个地方铸造好后运往全国，而是在二十多个地方铸造，然后在本地流通。由于新政时期铸造了大量的钱币，以至于严重消耗铜材，神宗之后各朝铸币量减少，导致11世纪末对钱币的需求严重得不到满足。有宋一代，因此经常闹钱荒。
蔡京1102年就任左仆射后，开始推动铸造面值较大的钱币，包括当十钱的大铜币和价值三钱的锡铁合金货币。这两种方式都让政府无须开采新铜矿就可以扩大货币供应量。同时，既然各种纸币的使用量在不断扩大，尽管大部分仍局限在四川地区，有理由设想人们也许会接受另一种法定货币，即没有相应内在价值的货币。此外，在11世纪40年代初，由于边境货币短缺，政府曾铸造过当十钱来充当军费开支。
首先，某些州县在1103年被告知，他们的铸币厂要转而铸造当五钱，另一些州县则要铸造当十钱。每年的额度定为三十万贯铜钱和两百万贯铁钱（依旧远低于1085年的最高纪录六百万贯）。政府并没有试图打压私人铸造一钱币，因为其中没有什么利润。为了遏制私铸高面值的新钱，政府将造私钱者招募到新的铸币厂工作，同时对伪造私钱者处以重罚，此外还决定在一些地方铸造夹锡钱。过去使用的当两钱被收集起来，回炉后重新铸造为当十钱。每个新钱的重量是一钱的三倍。1104年正月，新铸造的钱币被分成以下几部分：在全部六十万贯中，一半交给户部，二十万贯交给内藏库，还有十万贯交到元丰库，即所谓的左仆射库。1105年，刻有徽宗御制书法的当十钱发行。每贯重十四斤十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十一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还有一斤五两的废料。
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也就是说，台州城闹“钱荒”了，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了。这是何故？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这些日本商船“先过温（州）、台（州）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海上民户所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日本看中宋朝的铜钱，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难怪台州一日之间发生“钱荒”。
宋朝小平钱当时在周围国家都非常受欢迎，除了日本，西夏，大辽，简直供不应求，因为铸造手段远超周边这些国家。许多宋朝人认为，是铜钱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钱荒”。宋朝经济发达，与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乃至非洲开展密切的国际贸易，宋钱差不多成了这一贸易区的国际货币，有点接近今日美元的货币地位。不但日本“所酷好者铜钱而止”，交趾跟宋人交易，也“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爪哇国也用胡椒交换宋钱。今天在东非、印度、波斯湾等地，均有宋钱出土。宋人说：“缗钱原为中国财宝，而今四方蛮夷通用之。”并不是夸张之词。这些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为阻止铜钱外流，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铜钱不够，为什么不用金银？对不住，有宋一代是金禁的，所谓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炼黄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对黄金的爱惜。
大中祥符八年（1015），诏书说：“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捻丝装着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庭臣庶家，悉得禁断。臣民旧有者，限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装假果、花板、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
金禁并非全是一纸空文，宋真宗时，曾将犯金禁的后苑匠、杭州民周承裕、商贩郑仁泽等发配远方。宋真宗自泰山封禅后返京，他看到前来迎接的杜妃衣销金衣服，大怒，不久即下令让杜妃出家入道观为女冠，而杜妃乃是皇太后杜氏的侄女（或侄孙女）。甚至还规定“契丹国信物旧用金为饰者并易以锦绣”。“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饰者以他物代之”。还让榷场通知辽朝人，不要贩卖销金物品给宋朝人。宋英宗时，外戚李珣犯销金罪，宋英宗本拟严办，已将犯人入狱，后有人指出，李珣乃宋仁宗舅，不宜治罪，宋英宗考虑到自己同宋仁宗的特殊关系，才令人将此事化解。这虽然是个没有执行金禁的例子，却同时也表明宋英宗对金禁的态度还是认真的。《宋会要辑稿》帝系四之一七载，不久，皇亲、同知大宗正事赵宗旦的妻子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遗销金衣入禁中”，赵宗旦因此被判罚款，并被推迟晋级时间。宋神宗时金禁松弛，但宋哲宗时又转严。
再来看看白银，我们先来看看他和小平钱的兑换率，宋真宗天禧末年是100∶5.7，宋神宗时期是100∶7.27，前文我们已经讲过，宋代的官员工资非常高，基本五品以上干实事的官员基本都是高薪养廉，而纵观金、银在宋代财政收支总数中，大约只占2%上下，不会超过5%，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你不可能真的让那些高官弄些牛车来拉铜钱，太招摇，面子上也不好看，为了大家方便，自然是给这些人发了一部分白银。
那多出的金银到哪里去了？金、银在宋代既是制造奢侈品的原料，又在许多情况下可代替钱使用，此外金、银又有价高、不易锈蚀等优点，所以人们对金、银格外珍爱，统治者也不例外，所以，他们要求将税收中一部分金、银直接输送由皇室支配的内藏库。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金银只在皇帝和大官之间流行，或者说的直白点，只在有钱人间流通，老百姓基本没机会见到。
每年铸造的新钱投放市场将那些残币抵消后，民间的钱只会越来越多，毕竟硬通货比纸币的质量可经久耐用多了，除了那些每日叠铜板练刀的大傻子除外。那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当下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这部分货币从国库流回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因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积贮铜钱的习惯，库藏起来的钱叫作“镇库钱”，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宋人发现，“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宋朝富室又为什么热衷于收贮铜钱？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曾发行纸币，北宋时叫交子，南宋时叫会子，尤以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如果国家超发，就会迅速贬值，南宋后期的会子就贬值得厉害，第一界会子可以兑换近800文铜钱，发行到第十八界时（南宋后期），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00文。这便导致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人们拼命花掉纸币，贮备铜钱。南宋人杨万里说，“今之所谓钱者”，富商与权贵“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积而不泄，滞而不流。至于百姓三军之用，则惟破楮券尔”。而纸币超发，钱的面值会贬值，但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宋代大量铸造铜钱，使得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的话，其值将超过一千文，如此一来，“毁钱铸器”便成了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而江浙正是两宋“钱荒”的重灾区。
面对反复出现的“钱荒”，宋朝政府的对策是实行严厉的“钱禁”，即禁止铜钱外流，禁止民间私自毁钱铸器，限制民间储藏铜钱。这一思路看起来是对症下药，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的考验。宋朝的“钱荒”并不是因为货币总量供应不够，而是货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假象”，货币总量既然充足，那么，“钱禁”“铜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自由市场中，假如铜钱供大于求，钱的购买力就会低于铜本身的价值，这时候，市场自会驱使人们将铜钱熔为铜器，使市场的铜钱流通量减少，币值回升；假如铜钱供不应求，市场也会鼓励“钱监”（宋朝的造币厂）铸钱，并吸引民间储藏的钱币流回市场。这样，铜钱的市场流量跟市场需求之间，会自发地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