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未央宫，温明殿内。
建武皇帝刘秀将案上的奏书狠狠地扫到地上，大怒道：“韩歆辱我太甚，我必杀之！”
殿内有宦官宫女，也有皇帝的近侍，邓禹此时也在殿内。众人从未见皇帝如此暴怒，吓得一个个跪伏于地，不敢抬头。
皇帝说道：“邓禹，你也看看，这上面都写的什么大逆不道之言！”
皇帝没有称呼邓禹的官职，也没有亲切地称呼他的字，而是直接唤名，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可见他此时心情必是差到了极点。
邓禹慢慢走上前来，拾起散落在地的竹简，一根一根展开来看，他从头看到尾，之后便垂首不语。
刘秀此时正背着双手，在殿中来回疾走，看样子是气得不轻。
他忽地停住脚步，向着众人道：“伪汉猖獗，祸乱天下；豪强无义，反叛朝廷；流民无情，四处掳掠。国家于此生死存亡之际，我等君臣正该同心一意，共振朝局。韩歆身为大司徒，当为天下官民之表率，可他不思为朕分忧，为国纡难，反而无端指责于朕，胡乱向朕的身上泼脏水。他说朕处事不公，迁就豪门，不恤百姓，致使民怨沸腾，流寇四起，百姓流离失所，饥民遍地。他将这些统统归咎于朕，这个意思，是说朕是桀纣之君吗？他还要朕效仿刘钰，善待百姓，压制豪强。他的意思，是说朕不如伪汉的那个放牛皇帝了！既然他那么看好放牛皇帝，干脆投奔长安好了！”
这话说得非常严重，叛国投敌，那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邓禹本不想说什么，可此时也忍不住低声道：“陛下，陛下言重了，您知道，韩歆说话向来如此，不会拐弯抹角，他绝没有这个意思。。。”
“他是不会拐弯抹角，他都直接指着朕的鼻子开骂了！”刘秀气得声音都有些发抖，“朕夙兴夜寐，批阅奏章，处理政事；朕绞尽脑汁，筹集粮食，救济灾民；朕还要亲征沙场，披坚执锐，去做那些为将者该做的事。朕，朕做了这个皇帝，简直没一日轻闲，没一日舒心享受。朕如此辛苦，为的都是国家和百姓，没想到还要受他的污蔑！眼下朝局是不顺，年景也不好，有一些饥民闹事，可他作为大司徒，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他不思自我反省，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却往朕的头上扣屎盆子。他自己要搏一个直臣之名，却要陷朕于不义之地。你说说，他到底居心何在？朕不杀他，枉为帝王！”
刘秀暴怒之下，根本听不进什么劝谏，邓禹只好闭了嘴，默然站在一旁，心里只替韩歆叫苦，以他对刘秀的了解，这个坎恐怕韩歆很难过得去了。
韩歆一向直言敢谏，从不知道隐讳，他曾数次触怒刘秀。
前两年韩歆为尚书令时，为皇帝处理各地的奏书，对政事和民情很是了解。他断言当年是饥凶之年，年成肯定不好。刘秀一直被粮食问题折磨，当然不愿听这种话。更重要的是，韩歆是在拿天象说事，而天象一向是被儒家与皇帝的德行联系在一起的。在刘秀看来，韩歆表面上是在说年景，实际上是在当面指责他这个皇帝失德，所以上天要以饥凶之年来示警惩诫。
韩歆根本没顾忌皇帝的感受，竟然还上前争辩，指天画地，言辞很是激烈，惹得刘秀勃然大怒，当时便想处置了他，多亏群臣求情，才保住了韩歆。
虽然后来证实韩歆说的对，当年确实是一个饥凶之年，但是说不招人喜欢的实话的人向来没什么好下场。韩歆证实了他的预言，却愈发被刘秀厌恶。
在这之后，很神奇的是韩歆竟然升了官，做上了大司徒，位列三公。但是韩歆却对这次升职闷闷不乐。因为这实在是个凶险的职位，常常因为小事就被下大狱，承担极大的罪责。
自董仲舒强化“天人感应”之说以来，天灾再也不是纯粹的天灾，而被理解成为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儒家认为，只要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上天就会降下灾异朝廷谴责。一定要有人对此负责任。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要保持权威，轻易不能背这个锅，需要有人代他受过，于是位极人臣的“三公”，尤其是大司徒，便成了最适合的背锅工具。原本“天人感应”学说的产生蕴含着限制无限君权的意思，结果竟成为了历任“三公”的噩梦。
除了背锅“灾异说”的风险之外，荐举人才也相当危险，如果哪位大臣荐举的人才犯了罪，那么他的举荐人也要连坐。越是官职高，对他的要求就越是苛刻，万石高官可能被几百石小官的过失连累致死。另一位大司徒戴涉便是因为所举荐的人偷盗金钱，被连累下狱，死在狱中。
韩歆明知道自己处于凶险境地，可是本性难移，依然是有啥说啥，不知避讳，眼看着就要成为下一场灾异的背锅者。
这一次他因为国内流民四起，又勇敢地上了一封奏书。韩歆毫不避讳，直接指出刘秀的为政过失。最不应该的是，韩歆竟然以长安的建世皇帝为例，举出长安朝廷的一些为政举措，声称这些政策可以拿来借鉴。
刘秀此时被刘钰步步紧逼，已左支右绌，难以应付，他的江山已处于崩溃的边缘。韩歆拿刘钰做参照，来与他进行对比，潜台词就是建武皇帝为政不如建世皇帝。这确实触及了刘秀的底线，犯了大忌。
就算他说的是实话，那也是要找死的实话。
果然，因为这封奏书，刘秀将韩歆下狱论处，他甚至懒得找什么灾异的理由，直接扣了个忤逆犯上的罪名，要将他处死。
这桩案子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韩歆是南阳名士，不仅学问精深，而且为人正直，一直为人敬重。他因言语获罪，说服力并不充分。朝堂上的大臣们纷纷上书，为韩歆求情，请求皇帝对他从轻发落。
刘秀面对厚厚的一撂求情奏书，越发生气，他没想到自己身为皇帝，九五之尊，只是想要处置一个臣子，竟然会遭遇如此大的阻力。
他不禁想起当年欧阳歙之案，在罪行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他费尽心力才终于杀死了欧阳歙。如今韩歆的罪行远不如欧阳歙那么重，在天下人看来，是韩歆说话太直，得罪了皇帝，这不过是一些言语上的小过失罢了，皇帝不应该小题大做。更有甚者，有人暗中觉得韩歆说的对，皇帝的为政原来就有过失，韩歆是为民请命的那个人。
此时刘秀心中的忿恨远甚于当年面对欧阳歙，欧阳歙在当时已成为他的政敌，他杀欧阳歙是为了推行政事，是为公，他可以平心静气，处心积虑地考虑周全。而他要杀韩歆是为私，是因为韩歆戳到了他的痛处，让他感觉受到了污辱。刘秀已经出离愤怒，他要泄一已之私愤。这种情况下，他很难保持冷静。
一向处事谨慎、考虑周到的建武皇帝这一次是真的动了怒，他不顾满朝大臣的反对，乾纲独断，将韩歆就地免职，褫夺爵位，赶出邯郸城。
韩歆的老家在南阳，此时南阳在刘钰手中，他当然不能回去。他的家安在了邯郸，但是皇帝不想在邯郸再见到他，直接勒令他迁走。
韩歆曾在河内做过几年的太守，河内相当于他的第二个家乡，韩家在那儿有房产田宅，足够他安身立命。于是韩歆带着全家老小，自邯郸南下，想要迁到河内去。
韩歆因言获罪，朝臣为其鸣不平，都不免觉得刘秀薄待功臣，褫夺爵位的处置太重了。但是韩歆终究保住了一条性命，免职还乡的结果还算可以接受。
免官复起的人多了，不一定什么时候，皇帝便可能回心转意，召回韩歆，一旦他重新得宠，复爵也就是皇帝一句话的事。
许多朝臣聚集在邯郸南郊为韩歆送行。昔日的同僚坐在一处饮酒，有人道着珍重，有人宽慰他耐心等待，待陛下息雷霆之怒，或许不久的将来他们还会再见。
他的好友桓谭为他弹奏了新做的送行之曲。一曲奏罢，桓谭向着韩歆笑道：“韩公，我这次做了两首新曲，全是用的七音之法，一首归去，一首归来，这两首曲子都是为韩公而做，如今归去曲奏完了，我可是急着要奏归来之曲，韩公莫要让我久待！”
韩歆面色黯然，说道：“桓公，不瞒你说，我此番远离朝堂，心中很是平静，我只愿从此终老田园，再不闻朝堂之事，在家坐享天伦之乐，你那归来之曲，恐怕再没机会奏响了！”
此时此刻这确实是韩歆的真心话，他已经灰了心，暂时忘掉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虽然他才高能干，但是为人处事一直不称上意，他自己也觉得憋屈烦恼。如今韩歆只想远离邯郸，远离是非，过一过清静日子。
桓谭握住他的手，低声道：“韩公这么说，竟让我也起了归乡之思。”
恒谭同样是不受皇帝待见的那个人，他对于刘秀大力提倡的谶纬之学嗤之以鼻，有时难免大放厥词，批判一番，韩歆今天的下场，或许就是他桓谭的前车之鉴。
韩歆告别了同僚，带着独子韩婴以及一家老小登车南下。
一天之后，邯郸未央宫中驶出了一辆轺车，急匆匆地也向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