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树人穿越之前，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多年，就总结过不少快速跟文人套近乎的秘法。
对付前辈文人，你就是要投其所好，说他平生做的学问多么有指导意义，是自己的人生指路明灯。那对方就算原本对你有些恶感，听了这话至少也能扭转回七八成。
而且如果对方有多本着作，你还不能挑最畅销的来吹。
这种段子，在圈子里也是一再被人提及。
比如后世某知识二传手平台的创业者，就吹嘘过自己早年结交易中天的经历：当时，易教授已经靠百家讲坛闻名遐迩了，而他还只是个小出版人，听说易教授很难接近。
然后他独辟蹊径，说自己不是因为《品三国》而认识对方的，而是对教授某本早期作品推崇备至。对方立刻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引为知己。
因为一个人爆红畅销的着作，往往是被打磨地世故圆滑后、为了畅销而不得不说点谎、昧点良心、争取更大的受众代入感。在桀骜文人真正扪心自问时，往往并不以此为傲。
早期作品却灌注着一个文人的初心，是他不向销量折腰献媚前的思想体现，那地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沈树人刚才跟张国维送礼套近乎，看似短短几句话。内中的心理学学问，却是深不可测。
轻轻松松就把一个四十多岁古代老江湖的内心拿捏了。
这不是张国维阅历不行，而是明朝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教程。专业算计业余，输得不怨。
而且，沈树人把话题引到“兴修港务、疏浚航道、安置漕民、开挖桑基鱼塘”之后，正好触及了张国维早年的老本行，两人越来越投机，很快就扯出两个问题。
首先，是张国维觉得大家那么知己，再收那么重的礼实在不好意思，有违朋友之道——这不是他虚伪，而是真心觉得觉得不能坑沈家太多钱：
“贤侄对水利航运也非常精通嘛，老夫这《吴中水利全书》，能启发贤侄的地方，实在不多，当不得如此盛誉，这重礼受之有愧。”
沈树人闻言，也非常恰到好处地补充了一个理由：“世伯，书是死的，人的学问却是活的。小侄与家父日后不仅要靠推广刻印世伯的着作、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一旦遇到了之前没经过见过的疑难，还得向伯父咨询呢。世伯公务繁忙，若是不收下这些薄礼，日后咱都不好意思耽误世伯拨冗指点。”
这话一摆，那就不仅是送“版权费”，还包括“咨询费”了，张国维都忍不住有些飘然。
双方越聊越投机，又自然而然提到“每年安置五六万漕民”所需的巨大开支上了。张国维早年在三吴兴修水利，对筹款摊派是最熟的，就建议沈家考虑鼓励本地豪绅一起出点力。
沈树人等的就是这句话，张国维提出后，他立刻打蛇随棍上：
“世伯所言深合常理，如今百姓困顿，天下凋敝，朝廷要做点什么事情，确实不能再指望正税拨款。
尤其是京城那边沆瀣盘剥，凡是经过朝廷征收再下发的银子，最后能得几成实打实用到刀刃上没出京城怕是就被扣了三成甚至一半！
咱南直隶还算富庶，想做点事情也还能做，关键就是要鼓励豪绅‘本地人缴银子花在本地’，不让京城户部盘剥，若能确保如此，想来豪绅也能懂点道理，不至于抗税！”
张国维刚才一直表情轻松，听沈树人说到这里，他也忽然有点酒醒了。
连安排在他左右倒酒布菜的柳如是、顾眉，他都目不斜视了。
他谨慎地捋着胡须，沉吟了一会儿才说：
“老夫也算在户部厮混，虽然不在京城，却也有京城的朋友跟我透些消息。贤侄此言，可是意有所指听说令尊去年腊月，就曾被陛下多次召对，可是为了那事儿么……”
沈树人看了一眼左右几个女人，脑中飞快思索了一下，觉得后面要说的这些话，还是没必要避人，这样反而还显得坦荡。
毕竟他要先跟张国维讨论厘金政策的利害，这些学术性的话题，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等聊到利益分配、仕途前景时，再把这些女人支开也不迟。
于是，他刻意坦荡地从左侧刚才还在唱曲的李香君手中，接过一杯酒，又从右侧的卞玉京筷子上，大大方方吃了一口红焖龙筋，这才说道：
“世伯不愧是关心国家大事之人，不错，小侄原先和家父多次商议过厘金之法，家父也曾被陛下问起。
小侄以为，如今国家多难之秋，南方各省不是要安顿漕民、就是要围堵流贼，确实该法外加税。而征收厘金，是让本地人安心、不怕钱被挪用的最好方法。
小侄也知道，这种让人掏钱的谏言，会落下天下骂名，被士林豪绅唾弃。但苟利我大明江山，便是生死我等都能置之度外，何况区区荣辱！”
张国维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听说厘金的建议，对细节也不是很了解。当下就谦虚地让沈树人详细解释一下。
沈树人当然也不会藏私，趁机全面分析了一波，内容无需再赘述。
张国维老成持重，大致听完后，不住地以手捋髯，思索许久，忽然问了个看似不着边际、大而化之的问题：
“贤侄，你以为，我大明以田赋立国，不重商税，这个基调可曾有错”
这个问题很敏感，如果早几代人是不敢问的。不过如今都崇祯朝了，还是崇祯十四年。明朝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僵硬呆板坏处，也反思得差不多了。
此刻旁边只有几个女人，也不会搬弄是非，评论一下也无妨，就算被锦衣卫听到其实也没事。
沈树人想了想，很有担当地说：
“小侄虽然才疏学浅，却也略读史书。愚以为，一部十九史，每朝每代，在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时，都会矫枉过正，宁枉勿纵，往往出于恐惧而不加详细分析。
我大明重农抑商，反对商税繁冗，自有太祖皇帝吸取蒙元重商而亡的教训。但殊不知蒙元盘剥之重，主要是因为他们隳突中原名城、拆除城墙，变良田为草场，重商毁农，才至于此。
如果商农并重，且以商税维持朝廷相当开支，如前宋之世，百姓生计自能俨然。有宋三百二十年，可曾有流贼能成如今燎原之势宋之亡，终究亡于外敌，而对百姓始终能控制，最后崖山能有十余万人赴义，不亦可叹。
我大明本该吸取宋人武德不昌之教训，模仿宋人治民理财之善政。却因为蒙元也重商、太祖又不读书，最后矫枉过正，唉。”
张国维也是跟筹款工作和户部打了多年交道，沈树人这番剖析有多少含金量，他还是听得出来的。
不过作为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文人，他对沈树人话中偶尔表现出来的桑弘羊王安石倾向，还是略微有些警觉——
这已经不只是“张居正倾向”了，如果仅仅是支持张居正，在如今这世道也还好说。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没桑弘羊王安石那么重商。
张国维反复捻着胡子，目光忽然变得有些冷厉，拿出反对重商主义者最持重的态度，认真问道：
“看来，贤侄觉得，前宋之法，如果不遇到外敌，是可以实现让百姓长治久安、不会改朝换代的了可是商人重利，一味放纵，只会导致利滚利，富者愈富，贫者无立锥之地。
那些亡于土地兼并的历朝历代教训，还不够深刻么以宋之能，纵然理财过于本朝，也未必能得长久。”
沈树人笑了：“我没说宋一定能做到‘没有外敌就不会灭亡’，但是至少能比重农抑商的王朝反而缓解土地兼并的速度。
土地兼并，只是贫富分化的结果，不是重商的结果。天下钱财都是逐利的，有余钱就想钱生钱，自古皆然。如果抑了商，钱生钱的欲望只会全部堆积到土地上，所有钱都用来炒作田亩，穷人遇到灾害就更容易失地了。
如果不抑商，如果允许钱往那些比囤积农田赚头更大的地方投，敢于冒险的人自然会被冲昏头脑，一拥而上。
田产之利虽低，但持有田产者，只要能有功名、投献免税，那拿田就是无本生意，只进不出，永远不会亏本。利润再低，也架不住数百年的‘复利’，最后贫富差距只会更大。
而天下别的生意，纵然利益再高，风险却比买田高得多，有赚也有赔，经商还不能靠功名投献免税，赚的时候交了高税，赔的时候朝廷也不会退税，长此以往，反而贫富分化没那么快。
不知世伯有没有看过宋人的笔记，前宋时开封房价动辄数千贯数万贯，都不用是什么豪宅，只是简单的一两进小院，这价钱比如今京城的房舍贵了何止十倍
但是，前宋开封那些奢靡之物、商铺房舍再贵，却坑不到普通贫民，贫民只要不想去开封，愿意在老家安贫乐道，还是活得下去的。
重商，收高商税最大的好处，便是把天下的冒险家聚拢到一起，诱之以巨利，让他们自相图害，能者上、庸者返贫，免得他们连种地的几成小利都不放过，那才叫真正的与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