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农历正月十六过罢传统的“小年”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城，顿时涌满了公社和农村来的基层干部。这些人胸前的钮扣上都挂着一张红油光纸条，上面印有“代表证”三字。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似乎象过节一样，也成了个传统。会议期间，这些小小的县城陡然间会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显得异常地拥挤和热闹。县城的小学、中学和各机关一切闲置的房屋和窑洞，都睡满了这些各地农村来的杰出人物。通常这期间，县上都要唱大戏；这种会议似乎越热闹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总结报告，县上其他领导围绕报告中心分别讲一通话，然后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
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
于是，各县闻风而纷纷效仿。
这真是时代变，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县委书记张有智向来反感这类大哄大嗡，但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可以回避；但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富”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哩！
张有智把这件事交给“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这差事正对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工作。我们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负责“导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着名活动。
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选“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一万斤或钱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在春节后”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架。
这件事首先难倒了石圪节公社书记徐治功。治功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石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万斤粮食或赚下五千元钱呢？这不是逼着让他徐治功去上吊吗？哼，别说农民，他徐治功也没那么多家当！
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治功没办法给县上交待，再说，没个“冒尖户”，他又有什么脸向去参加“四干”会？
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他徐治功没把工作做好！
他们副手刘根民叫来，发愁地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个“冒尖户”。
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说：“我好象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个子能够上标准哩！”刘根民淡淡一笑，对兴奋的徐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从正路上得来的去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凑够五千块就行了！”
“这样恐怕不行。”刘根民摇摇头，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那咱们怎么办？”徐治功束手无策地问刘根民。刘根民能有什么办法呢？
徐治功背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说：“你的同学孙少安怎么样？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赚下不少钱呢！”
“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钱。”刘根民说。“不管怎样，咱们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刘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样急，找不出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石圪节公社。
刘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找孙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学凑合成个“冒尖户”。
公社的两位领导在烧砖窑的土场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
少安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摊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你甭轻看这事！”徐治功诱导说：“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上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给奖一台缝纫机呢！”“我没资格去光荣嘛！”少安无可奈何地说，“把我的骨头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钱。”
“嗨，这就看怎样算帐哩！”徐治功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咱们回家去说吧！”
少安引着他们回到家里。徐治功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秀莲一看两个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
徐治功立刻发明了一种“新式”算帐法。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统统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结果还是凑不够五千元。这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够了。”她听说能奖一台缝纫机，就一心想当这个“冒尖户”，她早就梦想有一台缝纫机。
“对！”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兴地说“可是我和爸已经分家了。”少安说。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线的缝纫机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湖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少安名下，总算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圪节创造了个“冒尖户”。
会议期间“肯尖户”们象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有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呀，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了。
孙少安站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得象兔子一般乱窜。他知道，在全县这几十个“冒尖户”中、大部分是真“冒尖”，也有假“冒尖”的。他自己属于后一种“冒尖户”。他真后悔为了一台缝纫机而来受这种精神折磨。除过开会，他也不上街去；他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
他同屋住着柳岔公社的一个“冒尖户”，名叫胡永合，是靠长途贩运发财的。这家伙是个真“冒尖”。据他夸耀，他可以一次包县运输公司的两辆汽车，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县镇拉面粉，回到山区每袋净赚四五元钱。胡永合气派很大，对少安说，他今年还准备办个罐头加工厂呢！
几天以来，孙少安被各种情况刺激得坐卧不安，同时也在内心升腾一种新的雄心壮志。他感到，由于过去太穷，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他应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尖户”。他暗暗下决心，明年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在别的“冒尖户”们外出逛悠的时候，孙少安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他想回去以后，先立刻筹划买一台中型300型制砖机，多开几个烧砖窑，办它个真正的砖厂！
当然，要迈出第一步困难就很多。首先是资金问题。一台中型制砖机就得五千元，他个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更不要说扩大生产还得有其它花费。至于人手，现在倒可以雇几个人；虽然雇工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许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公家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他二爸说，报纸上现在对这问题正讨论着哩。
他首先发愁的是钱。没有办法，看来只能走贷款这条路。
这一天晚饭后，他找到了公社的徐主任和刘主任，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心事。
徐治功和刘根民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说回去以后立即给他贷款，他要多少就给贷多少。两位主任这次会上也受到了强烈刺激。别的公社都有两名以上的“冒尖户”来参加会议，就他们公社是一户，并且还是个假的！他们来参加这个会实在是脸上无光，因此决心回去也要大干一番，下决心搞出几个真正的“冒尖户”来！
“四干”会的最后一天，原西县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户”大会（当时俗称“夸富”会）。
这一天，原西县城一片热闹。除过参加会议的一千多名干部外，城里的机关干部和市民也都纷纷涌进了县体育场。县广播站在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体育场挤得人山人海。主席台下，“冒尖户”们全部披红挂花，骑在高头在马上，一个个都被装扮得象状元兼驸马。人们都新奇地想挤前去看看这些光荣的老百姓。
简短的会议仪式举行完以后“夸富”大游行开始了。总指挥马国雄手里拿着个电喇叭，满头大汗地跑个不停，指挥着游行队伍按顺序出了体育场，浩浩荡荡走向大街。
游行队伍的最前边是十几班吹鼓手。这些被召来的是全县最着名的乐人，唢呐上挽着红绸花，一个个都大显神通、腮帮子鼓得象拳头一般大。唢呐声和锣鼓声震天价喧吼。四面八方鞭炮声聚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
乐队后面，是骑马的“冒尖户”们。他们的马都由县委和各部门的领导人牵着，使得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都十分不好意思；此刻一个个羞怯地低着头，象些新娘子似的。“冒尖户”后面，是一长溜工具车。每辆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都搁着一架“飞人牌”缝纫机——这是给“冒尖户”们的奖品；缝纫机上贴着大红“喜”字。马国雄几乎把这个活动弄成了集体婚礼。工具车使劲按着喇叭，警告两边潮水般拥挤的人群让路；它们跟在马匹后面，象乌龟般慢慢地爬蜒着。工具车后面，紧跟着“四干”会的一千多名代表。市民们现在已经挤在街道两旁，欢天喜地观看这场无比新鲜的热闹景致……
披红挂花的孙少安骑在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仗的爆炸声中，两只眼睛不由地潮湿了。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个冒充的“冒尖户”，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