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将收税一事交由严县丞主理，自己则和王主簿从旁协助。
毕竟严立恒当官多年，有一定的经验，只需要按照往年的惯例征收赋税即可。
凡事都要有个度，过了这个度就要生乱，要么乱从下边起，要么祸从上边来。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里边的学问可深着呢，单凭着一腔热血，可做不了什么利国利民的大事。
入了五月，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陈明在田间看着农忙的场景，感慨白居易笔下的真实。
他把衙门里的大部分人都派了出去，这个时节，最怕有人滋事放火，这可是关乎民生的的大事，不可不察。
因为是微服私访，来往的农人虽多，但并没有谁认出他来。
陈明也不打扰他们农忙，直到日中该吃饭了，陈明才到麦场里与人搭话。
对方看到有客人来，便让妇人盛饭给客吃。
陈明用已然吃过的说辞婉拒，对方则让其再吃点。
等盛好要递出来，才发现忘带筷子了，这让汉子晒黑的脸上一红，也不怪自己媳妇儿，只说让客人见笑了。
随后，汉子的孩儿在地头的桐树下找了几根枯树枝，以此作箸（筷子）。
可能也知道这样做不好看，因此没有再劝食。
陈大人趁机问道：“阿叔，今年的收成如何啊？”。
汉子用力咽下口中的饭，喉咙略微有些干涩地道：“尚可，今年风调雨顺，一亩地约合一市石。”。（一石为120斤，一市石为100斤，古代十六两为一斤，因此换算以后，一亩地的收成约为160斤）
陈明心中感叹，古时候的收成确实跟21世纪没法比啊！
回过神来，他又问道：“不知分到咱们村以后，每亩地要缴多少粮？”。
汉子伸出四根手指，道：“四十斤”。
陈明疑惑地道：“我看官府发布的文告，没有这么多啊！”。
“里正说了，那运输还有打点都是要粮的。”，汉子平静地道。
陈明点点头，道：“那每亩地只余六十斤，家里还够吃吗？”，说完他又看了看汉子家里的几口人。
“够吃不够吃，恐怕要到年底才知晓。”，说完汉子咳嗽了一下又道：“就这已经比前朝好多了，蒙古贼子岂拿我们当人啊，分明是地里的牛马。”。
陈明顺着他的话往下道：“这么说，我虞朝还算好的。”。
听见这，汉子急了，拍着大腿道：“好什么啊，贵人有所不知。我家尚能度日是因为家里有地，有地的原因何在？是我那大儿子前些年服了兵役，这才用积攒下来的饷银为家里置办了五亩薄田，要不然就只能给地主家去当佃户，一年到头能养活起自己就够呛了，又如何能顾得上一家老小，唉！”。
陈明看着他叹气的样子，不知道如何接话，只能起身告辞。
走出去没多久，又见一位贫苦农妇，抱着孩子跟在人旁。右手拿着捡的麦穗，左臂挂着一个破筐。听她回头述说家境，听的人都为她悲伤。为了缴税家田卖尽，靠捡麦穗填充饥肠。
陈明感叹我有什么功德啊，从来没有种田采桑。一年俸禄有九十石，到了年底还有余粮。想到这些暗自惭愧，整日整夜念念不忘。
国家初立时，姚帝核定天下的土地有八万万亩以上，征收的总数是三千二百多万石，调了几次之后定在两千九百五十万石。
姚帝当时很满意，然后下旨说永不起科。在他眼中，一年能征收这么多粮食已经够吃了，而当朝的征收比例也不高，商业税比例是人均百分之三，农业税比例是人均百分之四。
明面上规定的税收非常低，可实际上征收的税远远高于规定，因为大部分的农田掌握在权贵、士绅这样人的手中，这些所谓的地主如果有功名在身，是可以免税的。没有功名不能免税的，就让下边的佃户去缴粮。
因此，这些没地的农民一要交赋税，二要交租金，这样下来还剩多少粮食？
那些有地的就一定保险了吗？若是遇到天灾人祸，你不得把地卖了缴粮来解灾祸。无论在哪个时代，最苦的都是平头老百姓。
一个人能做的事终究有限，自己也只是个小小的七品知县，没机会也没能力去改变社会现状。因此，在巡视了一圈之后，陈明就回到县衙，处理别的公务了。
显然，征收粮税的事务冗杂，陈明只能叮嘱严县丞让下面的小吏对于农人要多有耐心，不可横征暴敛，若有人敢违抗，衙门严惩不贷。
至于收商税就简单许多了，也可能是因为陈明提前让岳父提点了这些商贾，他们老早就把税银凑齐送了过来，还多了两千两银子。
对于这两千两银子，陈明取其中一半，自己拿五百两，分给严县丞三百两，王主簿两百两，剩余一千两留待之后往上边交税银时打点上官。
至于粮税后续送上来的打点，就再取一半一并递上去，剩余的一半分给师爷等文吏和各部门的差役。
陈明清楚地知道，想在一群“疯子”中活下去，只有两个法子—-装疯和发疯。虽然他不缺这点钱，也不想贪污受贿，但身在官场可不是非黑即白。
别人都贪你不贪，在别人眼中你就是故作清高，别人都拿你不拿这就是握了众人的把柄，人家岂能容你？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那是荷花，不是人。
……
翁旭是金陵城下辖高淳县的知县，金陵是天子所在的皇城，京官也比地方官大一级，所以翁旭和各州通判一样都是正六品官员。
两个月前，“春闱”放榜，翁大人也去看了，不仅仅是去看一看他的高淳县可有士子高中，更是要一睹今科进士们的风采，看看有没有适合做自己女婿的。
他跟所有“榜下捉婿”的父亲一样，都想择一才貌俱佳之辈，但在他心中，始终认为人品最重要。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他既不愿高攀，怕自己女儿以后要看婆家的脸色行事，也不想对方出身太低，让女儿嫁过去受委屈。
因此他把目光瞄准到了二甲靠后和三甲中的进士，先看其样貌再察其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