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在得知调令后，便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的脸色阴沉如乌云压境。虽然杨干才在表面上顺从命令，但心中的犹豫显而易见。
白崇禧虽然阻拦，但他心中明白，这个调令本身就反映出国党内部的诸多矛盾，但内心的复杂感情却对20军的东进充满了迟疑与怯畏。
作为川军部队，向东前进时显得格外无奈。将士们已习惯了与地方结下的深厚感情，这一转身便是对故土的背叛和远离，转眼之间风云变幻。
士兵们对这一切的迷茫与不安仿佛成了无形的网，紧紧束缚住了他们的步伐。部队的行动犹如蛤蟆跳水，挣扎而难以为力。
步履维艰的第20军，在这个时局动荡不安的当口，杨干才终于迎来了他前往南京的重要日子。在那个冰冷的冬日，他于南京的觐见成了一场把权谋与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绝妙交锋。
会面当天，杨干才如同久旱逢甘霖，毫不犹豫地将他所关心的军事问题摆上了桌。他不仅提出了扩编79师的请求，还要求补充美式装备。
这个要求仿佛是一张紧握的底牌，直击蒋的软肋。在看似精明的交涉中，杨干才掌控的每个话题都暗含着自身的筹码。
令人意外的是，面临国党倾斜的指示，蒋竟应允了杨干才的要求，承诺给予他所需的扩编与装备支持。从而杨帅就以79旅为基础扩编成79师，杨汉烈升任少将师长，但并未派往前线。
杨干才虽得其所愿，却未能意识到，此时的形势已由内而外逐渐倾斜，尽管借得外力进行扩编，成功的“讨价还价”并未打破国党日益败的命运，最后的结局仍难以挽救。
1949年1月初，第20军终于赶在战争的黄昏时分抵达淮海战场。新装备尚未完全到位，局势的变化已如翻飞的白雪，遮蔽视野。刚一抵达，杨干才便被指派到临淮关构筑防线，但这一次他所面临的是完全崩溃的局势。
临淮关的日子似乎成了一场等待与无奈的绞刑。在这座被炮火轰击得支离破碎的小城中，第20军只能接受那非人的命运。消息如同浓烟弥漫，黄维的全面溃败犹如海啸席卷而来，蒋的计划早已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在临淮关的日子显得格外难熬。在这漫长的等待中，队伍中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与绝望，随着战事的发展，最终的命运仿佛已成定局。第20军只能被迫成为凸显上层意志的殿后部队，向后撤退。这一场面如同黑色幽默般的悲剧，杨干才似乎不得不面对历史的悲哀。
最终传来渡江战役的命令，那一刻，他们在江边如同一只只失去方向的水鸟，面对眼前的解放军，不论是抵抗还是投降，终究成为了这场历史悲剧的附属品。
淮海战役后，我人民解放军乘胜挥戈南下，兵临长江沿线。为固守江防，国军在安徽芜湖段集中了3个军的兵力，企图阻止我中路大军渡江。杨干才的20军就驻防芜湖、鲁港、三山街一线，号称川军最后一张王牌的20军自恃装备精良、工事坚固，扬言要死守江防，确保江南。
4月20日午夜，我军前锋开始强渡长江。次日凌晨，9兵团25军先头部队已经突破敌军江防阵地，开始围攻三山街之守敌。20军134师师长李介立得知此情后，急忙向军部报告。21日上午，汤恩伯赶到芜湖，以稳定军心。他给杨干才打气，并口头提升杨为兵团司令，令其指挥20、99军，妄图挽回战局。
21日夜，我东、西集团主力约100万人开始同时渡江，国党苦心经营数月之久的长江防线立即土崩瓦解。杨干才于22日命令李介立部向湾沚撤退，他率军部及133师也于23日仓皇撤向湾沚，企图由此逃往宣城。24日凌晨，向宣城溃退的20军主力，被我25军74师阻于湾沚以南的凤凰山、芳山地区，通往宣城的几个主要关口也已被我军占领。
生死关头，杨干才却认为这是解放军的小股部队，并命令所部按原计划前进。至12时，我75师也由西北方向抵达湾沚。李介立见战况不妙，建议扔掉大炮，轻装向宣城方向突围。杨干才认为为时过早，并亲自督战。20军连续几次冲击均被我军打退，伤亡惨重。这时20军已陷入我重重包围之中。此时杨干才才知大势已去，惊恐之下他命令李介立率部顶住，自己跑回指挥所，准备逃命。
16时，我25军发起总攻命令，我军全线向20军猛扑，为全歼残敌，75师223团奉命打掉敌军指挥所，活捉杨干才。该团2营接受任务后，立即分路扑向敌军指挥部。
当时，雨下得很大，我军冒雨追歼残敌。当2营6连冲上山岗时，营长发现有2人骑马向东北方向逃跑，即令营通讯班3名战士火速堵截。不一会，一名战士捉回一个细高个的俘虏，并向营长报告山岗上有一座庙，是敌军指挥所。骑马逃跑的是敌20军军长杨干才和代理参谋长胡显荣，杨干才被我战士一枪击中，从马背上掉了下来。当我军包围上去时，他还未死，但是当我军要他放下武器，他却向自己开了一枪自杀。20军指挥所被打掉后，部队全线崩溃。副军长陈亲民、参谋长胡显荣等许多高级军官都被俘虏。
全国解放的大趋势如同翻滚的浪潮，毫不留情地吞噬了第20军，昔日成就不过是落花流水，化为不可追寻的往事。
这可是第20军建军以来头一回被打得这么惨。当时在重庆当市长的杨森听到这个消息，惊得不行。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马上请求重新组建第20军。第20军的大部分官兵都是四川老乡，和其他那些中央军部队不一样，那些部队一被打败就散架了。第20军在湾址战败后，还是有不少人回到了后方。
在这些回来的人里，官最大的是第133师师长景嘉谟。另外，第133师的副师长萧伦传当时在后方训练新兵，没参加那场战斗。这个师的团长熊慕岳和何学值，带着剩下的人也陆续归队了。第133师399团在副团长任仪的指挥下，居然奇迹般地逃了出来，逃到杭州的时候还有1000多人。国民党第7绥靖区司令张世希就让任仪当代理团长，带着队伍跟着他行动。399团的残部一边跑一边收拢原来第20军的零散士兵，到福建的时候，全团已经有3000多人了。后来他们从福建坐船到广州，接着又回到了四川。这些人可都是重建第20军的主要力量。不过，第134师因为在最后突围的时候负责掩护，损失特别大，师团一级的军官基本都被俘虏了。
1949年7月，第20军在重庆重新组建好。景嘉谟当上了代理军长，下面管着第133师（景嘉谟兼任师长）、第134师（师长是萧传伦）和第79师（师长是杨汉烈）。虽然景嘉谟名义上是代理军长，但实际上第20军里团以上军官的任命都是杨森说了算，部队里管军需的也大多是杨森的亲信。所以说，这第20军实际上还是杨家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