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1963年1月15日
广州
清晨6点半，欧淑芬准时醒来。出事这么多天了，她的生物钟仍然停留在上班时的记忆节奏。往日，她这个时间会起床去给丈夫准备早饭，7点整叫醒田之雄，然后他们会一起吃简单的早饭，7点半两人一块儿出门上班。单位里都是8点半上班，而田之雄总会在8点之前就到办公室，她则需要坐几站公共汽车，在8点半前按部就班到达办公室。
现在，她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脑子里还回想着十几天来发生的事情。母亲和孩子还在一旁沉睡。这是迄今为止她所过的最凄凉的春节，没有年夜饭，没有鲜花与金桔，也没有同事或领导登门拜年，只有时不时上门的派出所民警和街道居委会主任。
昨天，田之雄的处长陈振忠来看了看她，他看上去颇显疲惫和难过，话也不多。听说陈处长也因为此事受了处分，现在还在检查反省。陈处长代表组织发还了一些她的个人物品和书籍，他自己给孩子带了两袋奶粉来，还特别指着一套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要她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
那一刹那，她的心狂跳起来---那塑料封皮里原先夹着她的存折。等陈处长他们走了，她迫不及待地翻开书，果然那个存折还在，连本带息总共二百四十八元五角七分。她和田之雄两人工资都不高，有了孩子以后，每个月几乎存不下多少钱来，这个存折还是她刚参加工作时开的，钱也是省吃俭用慢慢攒起来的。
她从心里感激陈处长，不管他是自己自作主张偷偷塞给她的还是代表组织发还的。有了这些钱，再加上从街道每个月领到的生活费，省着点花可以支撑一两年了。一两年以后，也许田之雄的事情就案情大白水落石出了，蒙受的冤屈便可以彻底洗清，她的丈夫没准就可以回家了，他们一家的生活就可以回到正常的轨道了。
想到这里，她意识到这点钱实在太重要了，便一骨碌爬起身来，决定马上要去一趟银行，把钱全都取出来。
她匆匆梳洗了一下，洗漱的声音惊醒了母亲，欧淑芬轻声嘱咐了几句，便轻手轻脚上了街。银行8点半才开门，但她想避开街道居委会主任的监视，一大早便出门，哪怕到银行门口去等呢。
她顺利地把钱全都取了出来，路过街边的早点摊，饥肠辘辘的她实在忍受不了香气的诱惑，花了5角钱买了一碗皮蛋瘦肉粥和4个小叉烧包，仔细端着往家走。
快到家时，她发觉街坊邻居三三两两对着她指指点点，她心里一惊，预感到家里出事了，赶忙把小布袋里刚取到的钱掖到自己的内衣口袋里。
果然，欧淑芬一推开家门，就吓了一跳。小屋里站满了人，领头的人是那个叫林华堂的副处长，还有穿警服的派出所民警、穿便装的随从、街道主任和民兵。母亲坐在床沿抱着孩子，孩子在“哇哇”地哭。
看见欧淑芬端着早点进来，街道主任张牙舞爪地一下扑过来，吼着：“你跑哪儿去了？”一把夺下她手里的布袋子，里面的几个小叉烧包骨碌碌滚在地下。欧淑芬吓得身子一退，手一抖，手里的粥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成两半。
林华堂朝着街道主任摆摆手，语气和缓地说：“不是跟你说过，不要随便出门吗？”
欧淑芬答非所问嗫嚅着：“碗…是借的…要还的。”
派出所民警帮她捡起地上的叉烧包，放在桌上。
林华堂问街道主任：“这个月的生活费发了吗？”
街道主任不好意思地辩解道：“还没呢，前几天过元旦，事情多，还要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没顾上。”
林华堂不耐烦地说：“一会儿赶紧发了。”又转向欧淑芬说：“我是来通知你一声，组织上决定给你们换个地方住，你抓紧时间收拾一下东西，下午来车接你们。”
欧淑芬心里“腾”地燃起一团希望的火苗：难道田之雄的事有转机了？
林华堂率众人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叮嘱了一句：“带些随身的衣物就行，大件的东西就别带了，那边什么都有。”
这句话又让欧淑芬的心悬了起来：难道是把他们祖孙三人接到招待所去住？去年，他们市公安局一位干警因公牺牲了，组织上就把家里老小都接到局里招待所，她们几个女民警还临时抽调去帮忙接待了几天。
一时间，她心乱如麻。她努力让自已平静下来，给孩子冲了瓶奶喝，又细心把弄脏的叉烧包剥掉皮，端给母亲当早餐，自已则用开水把头天的剩饭菜泡了泡吃掉。边吃边寻思着，带些什么东西走。突然，她想起刚刚从银行取出的钱，赶忙放下饭碗。
她四处打量着，最后目光落在躺在床上喝奶的孩子身上。她赶忙拿过孩子的小襁褓，拆开边上的棉线，把24张拾元券仔细卷成两团，缝进小被子里，又把剩余的零钱揣进内衣口袋，才长舒一口气。
母亲在一旁怯生生地问：“阿芬，阿雄有消息了吗？下午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啊？”
欧淑芬轻声安慰着：“没事的，妈，组织上会安排好的。”
下午，一辆中吉普停在门口，派出所民警小王领着两个身着公安部队制服的军人走进屋。领头的军人浓眉大眼，一脸严肃却举止有度，他向欧淑芬出示了自已的证件，说明来意，便催促她们祖孙三人上车，还提醒欧淑芬带上户口本、购粮本，帮着拿上被褥和随身衣物放到车上。
车子并没有开往公安厅方向，而是一路向城外开去。渐渐的，两边的楼房越来越少，景色越来越荒凉，欧淑芬的心也好像慢慢浸入冰窟窿。她很想问问跟她们坐在一起的战士，可看他一脸警惕的神情，终于没敢张开嘴。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拐上了一条窄窄的土路，两边是大片的果树和农田。沿着土路又一直开了20分钟左右，才看到路尽头的红砖大门和无边无际的院墙。
车子在门口的岗亭停下，趁坐在副座上的带队干部与哨兵说着什么，欧淑芬伸头看了一眼门口的大牌子，不由心里一惊，白底黑字的大牌子赫然是“广东省公安厅沙子河劳改农场”，心底残存的一点点希望瞬间荡然无存。
吉普车在院里唯一的一座三层楼房前停下，带队干部领着祖孙三人走进一楼的一间会议室，里面有两个中年警察早已坐在里面等他们，其中一个欧淑芬认识，但不熟，是市公安局政治部的。
坐在前面的中年警察站起来，自我介绍是田之雄原来单位省公安厅政治部的，他打开一个卷宗，宣读起来。欧淑芬脑子乱哄哄的，勉强听清楚大意：经厅党组研究决定，对叛徒家属欧淑芬采取监护措施云云。
市公安局政治部的警察拿出一份市公安局的红头文件，让欧淑芬看后签字。那是一份对她“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决定。欧淑芬实在忍不住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滴在红头文件和哆哆嗦嗦的手上。
省公安厅的警察见状劝道：“欧淑芬，你也不要伤心绝望，田之雄是田之雄，你是你。等查清你与田之雄叛逃一事无关，组织上就会解除对你的强制措施。你还年轻，又有老人、孩子需要抚养，还是尽快与田之雄划清界限吧，早日回到人民的行列里来。”说罢示意带队干部：“小张，领她们去办手续吧。”
小张领着欧淑芬来到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三四张办公桌却只有一个圆脸微胖的女民警在值班，她抬头看见小张立马眉开眼笑：“张队长，稀客啊。”
小张指了指欧淑芬：“小范，我带人来办手续。”
小范拿出几张表格，扔给欧淑芬：“坐那儿，填表！户口本、粮本、劳改决定书带了吗？”
小张在一旁解释：“她叫欧淑芬，不是劳改犯，是厅里送来监护的。”随后又压低声音向小范解释了几句。
小范瞪着眼惊呼：“你就是那个欧淑芬？”她察觉有些失态，忙掩饰着回头问小张：“那不住监区里？”
小张点点头：“安排住在食堂旁边那两间平房里。”
小范看欧淑芬填完表格，站起来一脸正色地对欧淑芬说：“欧淑芬，我下面说的你要听清楚：
第一、虽然你不是劳改犯，不住在劳改监区里，可仍然是我们的监管对象，必须遵守场规场纪，认真学习，刻苦劳动，接受改造。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第二、你的母亲和孩子是基于革命人道主义考虑，经厅领导批准与你同住的，他们不是监管对象，但同样要遵守场规场纪；
第三、你随身携带的物品要一一经过检查后再发还你，不允许夹带任何危险物品。贵重物品由场里登记后代为保管，你离开时会一并发还；
第四、要定期参加学习并定期向管教干部汇报思想；
第五、你不是劳改犯，可以不用参加出操和早晚点名，但是必须参加劳动。给你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早晚各打扫一次院子里的卫生，其余时间到厨房帮厨。
第六、你的生活费以后由场里按月发放。
听清楚了吗？”
欧淑芬嗫嚅着：“听清楚了！”
小范：“你先去隔壁照相，把证件照交到这儿来，然后去安顿一下，明天上午八点来这里报到。有什么问题向张队长报告。”
张队长带着欧淑芬办完手续回到会议室，两位中年民警已经走了。只有母亲失神地抽泣着，怀里抱着酣睡的孩子。
张队长轻声对欧淑芬说：“我叫张国庆，是管教二队的队长。厅领导跟我交代过，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走吧，我带你们去住的地方。你抱着孩子，搀着老人，行李我来拿。”
这些天来，欧淑芬受尽了冷眼，听惯了训斥式的话语，听到张国庆这几句和蔼暖心的话，不由得百感交集，一个劲向张国庆道谢。
劳改农场大门正对着是农场场部办公楼，办公楼两边是食堂和管教干部宿舍，楼后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大操场，操场再过去有高墙电网隔开的就是十几排平房组成的劳改监区。
张国庆拎着行李，领着祖孙三人到了食堂边上的两间平房，打开房门，把钥匙交给欧淑芬。
欧淑芬四下打量着，平房外面看着陈旧但里面四面墙显然刚刚粉刷过，还存留着刺鼻的石灰味儿，房间里各有一个双层床和一张三屉桌。
张国庆解释说，这里原来是管教干部的单身宿舍，特意腾出来给他们一家住的。旁边就是她帮厨劳动的食堂，他们一家三口可以买饭票打饭，省得自己开伙做饭。另外，生活费每个月由场部发给，她参加劳动也会有一些工资，这样能多少补贴家用。又再三叮嘱她不要跟管教干部和犯人主动讲话，记得明天早晨去场部报到，领劳动工具。说完便匆匆回场部去了。
欧淑芬向张国庆离去的背影投去感激的目光，她的心也慢慢定下来。住在这里总比住在破旧逼仄的老屋好多了，还不用看街道主任和邻居们恶毒的眼神，另外，守着食堂，至少吃饭不用发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