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
第五十七章
原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其大致意思是，用正道治理国家，用奇谋战术用兵，以不扰害百姓而治理天下。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根据以下几点：天下的禁令忌讳越多，百姓就越贫穷；民间的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混乱；人们的技巧越多，奇异的物品就越多；法令越森严，盗贼反而越多。所以圣人说：“我无为，百姓就会自我化育；我好静，百姓就会自然端正；我不生事，百姓就会自然富裕；我没有私欲，百姓就会自然淳朴。”
以上我不反驳，也不发表意见。
说说我自己的见解，希望各位陛下能给予指点和支持，谢谢。
第一句：
（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
短短十三字，却蕴含着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政治与军事智慧 。
以正道治理国家，意味着秉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推行合乎道德与法理的政策。在法律层面，做到一视同仁、赏罚分明，为民众营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在经济领域，重视民生，鼓励农桑，促进商业合理发展，保障百姓的基本物质需求。如此一来，国家根基如同扎根于厚实土壤的巨树，坚不可摧。民众信任政府，社会凝聚力增强，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坚实基础。
以奇谋用兵，是在军事对抗中不拘泥于常规战术。将领需精准洞察战场局势，利用敌方的疏漏与预判失误，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比如韩信的“背水一战”，看似将军队置于绝境，却激发了士兵的斗志，同时让敌军产生轻敌之心，最终大破赵军。这种打破常规的奇谋，往往能在战争中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出奇制胜。
以无事取天下，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过度干预百姓生活。政府减少繁杂政令与苛捐杂税，让百姓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安居乐业。民众得以安心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社会自然和谐稳定。长此以往，国家便会在悄无声息中走向繁荣昌盛，实现长治久安的理想局面。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治国安邦的智慧体系。
说两个关于这一章的典故吧。
大家也能更好的理解这一句。
在清朝的历史中，有许多故事体现了这一理念的不同侧面。
康熙智擒鳌拜：
以奇用兵与政治智慧的结合
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年少登基，朝政大权被鳌拜把持。鳌拜身为辅政大臣，居功自傲，结党营私，日益骄横，甚至公然挑战皇权，对朝廷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此时的康熙皇帝虽贵为天子，但实际权力受限，宛如被困牢笼的幼狮，空有一腔抱负却难以施展。
面对鳌拜的权势，康熙深知不能贸然行动。若直接下令抓捕，鳌拜手握重兵，党羽众多，很可能引发一场血腥政变，局面将难以控制。于是，康熙决定以奇谋制胜。他表面上对鳌拜不加约束，甚至给予更多的赏赐和荣誉，让鳌拜放松警惕。同时，康熙以陪伴自己练习摔跤为由，召集了一批身强力壮的满族少年入宫。这些少年每日在宫中嬉笑玩耍，进行摔跤训练，看似只是皇帝的娱乐活动，实则是康熙精心组建的一支秘密力量。
鳌拜看到康熙沉迷于玩乐，以为皇帝胸无大志，对自己毫无威胁，便更加肆无忌惮。终于，在康熙认为时机成熟之时，他安排这群少年在鳌拜进宫奏事时将其一举擒获。当鳌拜大摇大摆地走进宫殿，还未反应过来，就被一群突然冲出来的少年紧紧抱住。这位久经沙场的权臣，就这样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康熙用奇谋制服。
康熙智擒鳌拜，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谋略，即“以奇用兵”，更体现了他治理国家的政治智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康熙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以最小的代价夺回了朝政大权。此后，康熙得以施展自己的治国方略，开启了“康乾盛世”的辉煌篇章。他整顿吏治，轻徭薄赋，致力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践行了“以正治国”的理念。
乾隆与“一口通商”：政策背后的利弊权衡
清朝乾隆时期，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仍占据重要地位。当时，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备受青睐，对外贸易十分繁荣。然而，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各种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西方列强的商船频繁往来于中国沿海港口，他们不仅带来了商品，还带来了一些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的思想和文化。同时，沿海地区的一些不法商人与外国势力勾结，走私、偷税漏税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面对这种情况，乾隆皇帝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只保留广州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并对对外贸易进行严格的管理和限制。这一政策看似是一种保守的举措，但实际上蕴含着乾隆皇帝“以正治国”的考量。他认为，通过集中管理对外贸易，可以更好地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外国势力的渗透，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口通商”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政府对对外贸易的监管更加严格，走私等违法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国家的税收得到了保障。同时，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商业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成为了当时世界上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
然而，从长远来看，“一口通商”政策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却因闭关锁国，错过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这也从反面提醒统治者，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需要在维护稳定与开放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清朝这两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理念。无论是康熙以奇谋智擒鳌拜，还是乾隆推行“一口通商”政策，都体现了统治者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的决策智慧，以及对国家稳定、发展的不懈追求。这些故事不仅为我们了解清朝历史提供了生动的素材，也为后世在治国理政、为人处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我为什么能知道呢？
第二句：
（ 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意思是如果民间有太多的禁忌和限制，民众的行为受到诸多束缚，经济来源就不会有保障、创造力的发展等都会受限制。过多的忌讳可能来自严苛的政策、复杂的规定等。
例如，过多的商业限制会阻碍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民众无法自由地开展经济活动来改善生活，会越来越贫困。
对武力泛滥的担忧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如果大家手中有过多的武器，国家有可能就会陷入混乱。当武力手段被随意使用，社会治安就会受到破坏，人们就会生活在恐惧之中，国家的秩序就会变得昏暗不明。
对机巧和奇物的反思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当人们都追求机巧、投机取巧的方式，各种奇奇怪怪的事物就会不断出现。这里并不是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反对人们过度地追求华而不实的技巧、邪门歪道的东西来获取利益。比如，在市场上出现大量以次充好、过度包装等不良商业行为，。
对法令严苛的质疑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如果法律条文越来越繁杂、严苛，反而会出现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这可能是因为过于复杂的法律让民众无所适从，或者严苛的法令使得一些原本轻微违法的人因为害怕严惩而更加铤而走险。就像一个地方，不断地出台各种小的罚款规定，人们可能会产生逆反心理，违法犯罪现象并不会因为这些法令而减少，反而可能增多。
这句话整体上是在反对过度的管制、武力崇尚、机巧追求和法令繁杂，倡导一种自然、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理念。
第三句：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
老话说的好：
“我无为，而民自化”
“无为”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刻意干预、不妄为。统治者如果不过度地发布政令、强制百姓去做某些事情，民众就能够自我反省。例如，在农业社会，农民自然知道春种秋收，若统治者不横加干涉，如不随意征调劳力、改变农时等，百姓会按照自然的节奏和传统的经验进行生产生活，社会的风俗文化等也会在自然的状态下传承和演变。
“我好静，而民自正”
“好静”表示统治者保持一种沉静、不浮躁、不折腾的状态。当统治者不被欲望驱使，不频繁地兴师动众搞各种活动，民众自然会端正自己的行为。就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如果不追逐虚荣的功绩，不煽动好战情绪，民众会在稳定的氛围中坚守正道，社会风气也会趋于良好。
“我无事，而民自富”
“无事”是说统治者不生事端，不增加百姓的负担，比如不随意发动战争、不搞大规模的劳役工程等。这样百姓就能够安心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生活富足。例如减少不合理的税收、避免频繁的征役，让农民有时间和精力去开垦土地、工匠安心制作手工艺品，商业活动也能正常开展，民众的财富就会自然积累。
“我无欲，而民自朴”
“无欲”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私欲。如果统治者没有过多的贪欲，不追求奢华享受，不搜刮民脂民膏，民众自然会保持质朴的品质。上行下效，社会不会弥漫奢侈攀比之风，而是形成淳朴的社会风尚。
也说一个关于这一句的历史故事吧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中的这句名言，蕴藏着深刻的治国理政智慧。它倡导统治者不过度干预，让百姓在自然状态下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繁荣。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故事生动诠释了这一理念。
汉初“文景之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秦朝末年，长期的战乱与严苛的统治使百姓苦不堪言，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汉朝建立之初，民生凋敝，人口锐减，物资匮乏。面对这样的局面，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为“无为而治”奠定了基础。
汉文帝和汉景帝即位后，进一步将这一理念发扬光大。汉文帝深知百姓生活不易，因此大力削减田租，将田租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全免田租。这一举措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让他们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同时，汉文帝还减少宫廷开支，精简皇室用度，不轻易发动战争，避免了大规模的劳役征发。
汉景帝延续了汉文帝的政策。在法律方面，他对刑罚进行了改革，减轻了笞刑的力度，废除了一些残酷的肉刑，让法律更加人道。在对待诸侯国的问题上，景帝采取较为温和的策略，尽量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维持社会的稳定。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农民们专心耕种土地，粮食产量不断增加；手工业者能够安心制作各种器具，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社会风气日益淳朴，民众安居乐业，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文景之治”不仅为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生动体现了“无为而治”带来的积极影响。统治者减少干预，百姓便自然走向富足、淳朴，社会秩序也自然趋于稳定。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兼听纳谏，轻徭薄赋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战争频繁，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唐朝建立后，唐太宗李世民深刻反思隋朝灭亡的教训，意识到百姓的安居乐业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于是推行了一系列符合“无为而治”理念的政策。
在经济上，唐太宗实行轻税薄赋政策。他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让百姓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同时，他还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商业方面，唐太宗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不随意干涉商业活动，使得商业贸易蓬勃发展。
在政治上，唐太宗倡导兼听纳谏，广开言路。他深知统治者的决策不应独断专行，而应听取多方意见。因此，他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对于合理的建议积极采纳。这种开明的政治风气，使得朝廷上下能够形成良好的决策氛围，避免了因统治者的独断而导致的错误决策。
在法律方面，唐太宗主张宽仁慎刑。他命人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减轻了刑罚的严苛程度，注重法律的公正和公平。这种做法不仅维护了社会秩序，也让百姓感受到了法律的尊严和公正，从而更加自觉地遵守法律。
在唐太宗的治理下，唐朝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稳定的景象。百姓生活富足，社会风气良好，文化昌盛，国力日益强盛。“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也充分证明了“无为而治”的智慧。唐太宗不过度干预百姓的生活，让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发展，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这两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现了“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一理念的强大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犹如璀璨的明珠，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