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苏轼见到两位高僧的真容后，果然是一见如故，几个人相谈甚欢。
慧勤对苏轼说：欧阳永叔大人本是天仙般的人物，杭州的老百姓都因他未到过杭州而深感遗憾。杭州虽是个不适合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但是却具有美丽奇绝的灵秀之气，在欧阳公这种人物面前，整个西湖不过是欧阳公几案上的一件精巧之物罢了。
在苏轼看来，慧勤的话不免有点虚无缥缈甚至还有些怪诞，但是，从长老的话里话外透露出的却是他对欧阳大人无限的崇尚之情！
仅仅半日的造访，使得苏轼与慧勤、慧思俨然成了一生的好朋友。后来的数年间，二僧还曾多次与苏轼相晤于京师。
苏轼本是因抵触新法而乞求外任的，当他在杭州的各项事务都安置妥当后，面对的首要任务与尴尬仍是如何为朝廷推行新法的问题。
他在此时忍不住给弟弟苏辙的诗中诉苦道，“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甚至还希望朝廷能够将自己这位推行新法不称职的“南郭先生”（聋丞）给替换掉，“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同上）
本来是一位青年官员在诗中所倾诉的真情实感之语，遗憾的是，日后这些诗句竟也成了谢景温之流攻击苏轼的证据了！
不管咋说，该过的日子还得继续下去，烦心之事可先不去想它。
柳瑾（字子玉）本是苏轼堂妹夫柳仲远的父亲，平素与苏轼交情甚厚。此人是一位着名书法家，擅长作诗，行草书也十分了得。
这时候，老柳给苏轼寄来两首诗作，苏轼自然不敢怠慢，抽空和了两首。再说了，这对苏轼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还有李杞，我们前面提及过，此人字坚甫，其时正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出任杭州路发运司勾当公事。
李杞曾与苏轼因狩猎出游过孤山，当见到苏轼前段时间登临孤山访问慧勤、慧思之后写下的诗作后，遂唱和了一首。这使得两人顿时拉近了距离，作为诗词方面的知己，苏轼又把老李的和诗一口气再度唱和了三首之多。
意气风发过后，心情是舒畅了，不幸的是，老李后来也因这次与苏轼的诗词唱和而受到牵连！
让我们来品味一下苏轼诗中的诗句吧：
其中的“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相呼。”（《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后被变法派讥为朝廷实行新法之后，受到鞭棰的百姓太多。
“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同上）被讥为朝廷的盐法收坐同保制度，使得老百姓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是嫌此法所求太急。
而“岁荒无术归亡道，鹄则易画虎难摹”（同上）被看作是，借东汉有着老当益壮、马革裹尸气概的马援“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故事来讽刺朝廷的。
好在，此时的苏轼徜徉于杭州西湖的山水之间，“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正是他心情无比惬意之时，完全还没有意识到今后因作诗会蒙受的牢狱之灾！
这还不算，初到杭州的苏轼在寄给弟弟苏辙的一首诗中，所写言语本来是兄弟之间的调侃取闹，不想里面有许多处词句亦被当成了“反动”的言论。
比方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戏子由》）被认为是讽刺当今朝廷颁发的贡举新制舍弃诗书而专用法律，法律不足以致君于尧舜。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同上）句则被指责为讽刺朝廷新近上任的提举官到处生事，惟有像苏辙这样的寒酸学官倒是没有什么事可做。
老实说，以今人跳出历史局限性的的眼光来看，苏轼这首诗作的后半部分确实是充斥着作者的自嘲之意，以至于满纸都是“牢骚之言”。
此时的苏轼，自己作完了诗，不知道日后还会有着怎样的麻烦。
他亦不知道，有一位与他后来有着交集的着名诗僧惠洪在江西宜丰县桥西乡潜头竹山里出生了。
惠洪（1070-1128），一名德洪，字觉范，自号寂音尊者，俗姓喻（一作姓彭）。
此人自幼家贫，十四岁父母双亡，入寺为沙弥，十九岁入京师，于天王寺剃度为僧。当时领度牒较难，乃冒用惠洪度牒，遂以洪惠为己名。后南归庐山，依归宗寺真静禅师，又随之迁靖安宝峰寺。
惠洪一生多遭不幸，因冒用惠洪之名和结交党人，两度入狱。曾被发配海南岛，直到政和三年（1113）才获释回籍。
在杭州时，苏轼有幸结识了一位叫张先（字子野）的文人。
张子野在年富力强之时辞官（官至尚书都官郎中）还乡，整日流连于故乡的山水之间，好像是获得了新生。由于终日沉溺于诗词创作，致使自己贫困潦倒，家中经常缺盐少粮，但只要一看到酒就会畅饮尽醉。
苏轼与张先的交往，始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
那时，苏轼三十五岁左右，而张先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年满八十的耄耋老人。面对来自孙子辈苏轼戏弄的那个玩笑“一树梨花压海棠”，张先一点也不恼，而是欣然接受。
张先这一辈子，官当得不算大，词写得也不多，怎奈他活得很长久。他经历了宋词从无到有，从衰到盛的进程，对于宋词的演变，他自认为也“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
张先与同时代的词人柳永，两人年龄相近（张先年长柳永五岁），彼此却有很多共同点。譬如，二者都善于作“艳词”；再比如，两人均是官场失意，情场得意之人。
不同的是，他们却受到截然相反的待遇。
北宋初年的“太平宰相”晏殊，堪称真正的人生赢家，在文艺界，他更是被奉为“北宋词家初祖”。
对于张、柳二人的态度，晏殊却是大相径庭的：
为了谋求一官半职，柳永前往拜谒晏殊时，晏殊嫌弃他低俗，面对柳永不但表现得极为冷漠和鄙视，甚至还面刺其短。
晏殊还不是唯一欣赏张先之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和张先是仁宗时期同榜进士，对张先也可谓是仰慕已久。不过，两人的年纪相差很大，欧阳修是二十三岁中进士，张先当时已经四十岁了。
据说，张先年轻时，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小尼姑，两人之间有了私情。
可小尼姑的师父知道后，非常冷酷的用尽各种手段，终于拆散了这一对亲密的爱人，两人的感情只能无果而终。
张先对这位小尼姑大概也没有真正刻骨铭心的爱，到底没能要死要活地去挽救，不过，他还是写下了这首《一丛花令·伤感怀远几时穷》来纪念这段感情：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
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蒙蒙。
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
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
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这首词在当时传唱一时，其中的词句令当时的文人骚客们反复琢磨，相当有名。
有一次，他去拜访同年欧阳修，欧阳修一看到他，马上兴奋的用《一丛花令》中的词句大呼：“桃杏嫁东风郎中”来啦。
从此，“桃杏嫁东风郎中”就成了张先的雅号之一，是他年轻时风流的证明。
苏轼与张先的交往，始于他人生失意的开端。由于他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端，得罪了王安石，东坡自请外放最后作了杭州通判。
三年之后，苏轼从杭州调往密州任知州。在赴密州的任上，苏轼第一次和神交已久的张先相逢。张先时年八十有五，以歌词闻于天下。
朋友们觥筹交错，酒过三巡后，他还特意为苏轼作了一首《定风波令》：
“西阁名臣奉诏行，南床吏部锦衣荣。中有瀛仙宾与主，相遇。平津选首更神清。”
张先生平有三大爱好：喝酒、填词、纳妾，活得十分潇洒，八十岁了还娶一个十八岁的丫头做小妾。婚礼上，老先生还向朋友们作诗炫耀：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看着老爷子首先故作“为老不尊”之态，前来赴宴的朋友们也就不客气了，七嘴八舌地调侃起来。作为张先的忘年之交，苏轼肯定少不了要恶搞一番的，他特意奉上一首：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戏赠张先》）
由于张先平时不计小节，以赤子之心待人，和性格相似的苏轼就成了忘年之交（年长苏轼四十七岁），平日里与苏轼在西湖里饮酒作诗，好不快活！
后来，待到苏轼离任杭州时，张先竟牵着苏轼的衣袖失声痛哭，不忍苏轼的离去。
关于这个“有故事”的人，暂且不表，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还会屡屡提及。
在杭州时，苏轼还与福州人林希（字子中）有着交往，林希曾与苏轼父亲同时赴试，与苏家也算是世交。
苏轼在京师时本来已不再作诗，但禁不住林希的请求，答应有时间再为他作几首。此时，苏轼手头有一个从道人处得来的药方，林希想要，苏轼就抄给了林希，但嘱咐他服用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熙宁五年（1072），初春。
苏轼看到墙头花苞待放的红杏，一树的花蕾铺天盖地，群芳的叶芽将吐未吐，就忍不住想出城去探寻一下此地的春情。
“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这是苏轼此时所作《浪淘沙》中的词句。
当然，杭州城外多的是春意盎然的适合作诗的景色，苏轼到了杭城于此时才开始尝试着词的创作。
此篇宋词尚显稚嫩，完全没有脱离婉约派的艳词滥调，生活环境的相对安逸，使得该词作还与他日后那“豪放派”的词风还相去甚远。
杭州，古称临安、钱塘，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路治。地处中国华东地区、钱塘江下游、东南沿海、浙江北部、京杭大运河南端。
杭州在夏朝之前属百越，夏商周时期属“扬州之域”。
相传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今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时曾舍其杭（“杭”即方舟）于此，故名“余杭”。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
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废郡为州，“杭州”之名才第一次出现。
到了杭州任上之后，苏轼办公的官舍就在凤凰山下。在苏轼看来，这座凤凰山两边各有一个像是翅膀的山脊，并且每个翅膀上都有着一座塔，中间的凤嘴正好位于自己所居官舍里的池水之上。
在官舍旁原本有一座破败不堪的堂，苏轼安顿下来后就着人开始修葺，如今已经焕然一新。由于该堂处于凤嘴附近，于是苏轼将此堂命名为“凤咮堂”。
咮，音宙，意思是鸟的喙。
闲暇时，苏轼发现山道的草丛里有不少仪态万千的怪石，遂取回家了百余块，在自己的东斋院中堆出了一座假山，再引水从假山上飞溅而下，这里的东斋院就取名为“溅玉斋”。
堂后还有一方形屋舍，取名为方庵。而堆积而成的石山上人工造一小峰，在小峰上穿凿一个月形的孔洞，更是命名其为“月岩斋”。
一切布局完毕后，苏轼便致简向正在陵州任上的大表哥文同求诗，同时也是想知道表哥的一些近况。外表持重，内心极富才情的文同不仅作了诗，还很愉快地把苏轼前几天在游孤山时所作的诗，唱和了好几首。
二月间，朝廷的任命下来了：
任命苏轼以检正中书吏房公事殿中丞卢秉的身份，出任两浙提刑，专门提举盐事。
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在严加推行青苗、免役、市易等法，而浙西一带还要求兼行水利法与盐法。
苏轼接手新职务“提举盐事”后，被朝廷要求要严密盐法，凡能煮海为盐的地方，皆要求当地的老百姓实行军事化管理，组织民夫，充任稽查队，严厉抓捕盗窃贩卖及私自架设煮盐器的百姓。
面对眼前的这一切的“闹剧”，苏轼只好先听之任之，暂且抛之脑后。
毗陵（今江苏常州）人张次山，字希元，以太子中舍提举江南西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因不满新法辞官而去，后经陈升之的举荐被任命为都大催遣广济河辇运。
但是，老张一听到这一任命，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张希元不满新法，愤而弃官，在苏轼看来也算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
老张家族里世代喜好书法，家中收藏的古今名人大咖的墨宝极多，他把这些墨宝找人全部刻到了石碑上，还专门建造一座厅堂来收藏。弄完这些之后，他又找到苏轼处，想让苏轼给写一篇记文。
面对这样一位为了百姓而拒绝强推新法的好“干部”，苏轼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