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心中想着米芾的怪异故事，继续向前行进，只见大相国寺的佛殿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什物，还有诸寺尼姑手工制作的工艺品。
僧人、和尚做厨师开饭店，尼姑动手做小饰品、衣帽出售，这种现象恐怕只有宋朝才有。
刘敏默默寻思着，便就有点小激动；还在后世时他就思考过北宋朝的国土面积280万平方公里是大汉2500万平方公里的九分之一，大唐1500万平方公里的五分之一。
北宋的人口超过一亿，光汴梁城的人口就有150万之众；这在当时没有那个国家能与其媲美。
北宋的经济总量之繁盛，科技水平之高超；能将大汉、大唐摔下好几条街。
究其原因是服务业的发展，也就是现代人说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促成了万众创业的经商热潮；和尚、道士、尼姑融入其中似乎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汉唐时期的都市实行封闭式市坊制度，市民居住在坊内，商店集中在市内，坊与市四周筑有围墙，交易也有时限。
北宋开国之后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江南等地区的开发；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从而为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以至于打破原有的坊市壁垒提供了物质和生产力上的准备。
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坊市制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华夏传统城市随之进入了开放式的发展阶段。
伴随着唐朝末年以来的坊墙的毁灭性破坏，商业大潮也冲决了市墙，坊市制度的末日，使商业活动摆脱了时空上的限制。
北宋初年，东京虽然基本上仍保留东市和西市两大商业区；但是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商业活动已不限于东、西两市了。
而在高墙市门、鼓钲锁钥变成瓦砾废铁的同时，许多居民将自己的房子改造成商铺做起了生意，一排排临街的酒楼茶肆和经营日用百货的店铺不断地修建起来。
尤其是城内城外都可开设商店，而且相同行业的店铺往往集中在一起，小卖行贩更是十分普遍。
东京汴梁的主要街道是通向各个城门的大街，从宣德门至南薰门，从宣德门外向东至土市子，再折向北经封丘门一直延伸到永泰门，从州桥向东经丽景门至阳门，从州桥向西经宜秋门至顺天门。
这4条街道被称为“御道”，即皇帝出入之路。
北宋开国20年后，也就是太平兴国五年，即公元980年，东京的主要街道景阳门大街出现了商业市场“侵街”现象。
不久，连皇帝经常出入的“御道”也出现了商业市场“侵街”现象。
坊市制度开始全面崩溃和瓦解，“大众创业”的经商热潮滚滚而来；东京汴梁商铺云集的繁华商业大街从此应运而生。
北宋东京汴梁在当时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型都市，由于人口众多，消费旺盛，坊市制度逐步瓦解后，不论是城内的市场，还是城郊的集市，都是一派客商云集、交易红火的繁华景象。
此时东京汴梁已经将商品交易经营扩大到全城街头巷尾、桥头巷口的各个角落，形成“南河北市”的一个庞大的繁荣市场。
在打破坊市制度、放开沿街设铺做生意的同时，东京汴梁还取消了因循千年的宵禁制度，放宽了商业经营时间。
城门关得很晚，开得很早。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二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此诏的颁布，明确宣布三鼓以前的夜市开始合法化。于是，东京汴梁开始有了灯火辉煌的繁华夜市。
到了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商业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夜市更是盛况空前。
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东京汴梁成了不夜城。
当时的夜市往往直到天明方散，市场交易动辄千万，不能不令人惊叹。
东京汴梁最为热闹的当属马行街夜市。这条街长达十多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还夹杂官员宅舍，从而形成坊巷市肆有机结合的新格局；以至于在马行街的夜市上，车马拥挤，行人不能驻足。
其繁华热闹程度可想而知“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难怪曾经逛过马行街夜市的诗人对这里十分怀念。
汴梁夜市的酒楼茶肆更是一大特色，每到夜晚饭店酒楼灯火通明，通宵达旦，热闹异常。
汴梁城有72家大酒楼，这些酒楼大都以妓女的美色来提高营业额；无不有让妓女陪客侑酒的现象。
尤其到了夜间更是灯红酒绿，生意兴旺。《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凡京师酒楼……南北庭院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盛饰妓女数百，聚于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叫，望之宛如仙人。”
为了加强夜市的治安管理，官府派出了大量的治安巡警。尤其是御街上更是巡警林立。
史料记载，当时御街上每隔二三百步便设一个军巡铺，铺中的治安巡警，白天维持交通秩序，疏导人流车流；夜间保卫商宅和店铺，防盗，防抢，防止意外事故。
汴梁的军巡铺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巡警，同时，汴梁的消防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当时京城“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每遇有火警之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及时扑灭，不劳百姓。”
这些十分有效的治安消防管理措施，给夜市带来了良好的秩序及安定的环境，使夜市繁荣兴盛成为可能。
除了夜市，还有早市。汴梁的早市从每日五更开始。此外，还有定期集市、季节性集市和同行业集市，以及京郊的瓦市、草市。
坊市合一的城市商业布局，夜市、瓦市和定期市场贸易的快速形成，成为了汴梁商品经济突破性发展的显着特点。
汴梁的早市、夜市以饮食业最为繁盛，不仅有各种地方性的饮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而且设有各种分门别类的饮食店。
饭店酒楼星罗棋布，小吃摊比比皆是；汴梁城中最大的“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在宣和年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明开数日，先到者赏金旗，过一两夜，则已元夜，则金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每天在里面喝酒吃饭的常有上千人。
水陆交通的便利为繁荣京城商业市场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
汴梁利用这一优势不仅快速发展内城商品经济，而且大力发展外城和汴河两岸的商业市场，打造“货畅其流”的京城商业圈。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清明时节北宋东京汴梁及汴河两岸商业市场的繁华和热闹的景象，以及城郊优美的自然风光。
京城商业圈的崛起大大促进了东京汴梁的整个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东京梦华录·序》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这无疑是对当时东京汴梁商业繁荣、人文鼎盛的总体概括和真实写照。
刘敏观看着大相国寺白昼商品的繁茂，嘘出一阵：百闻不如一见，一见胜过百闻的感叹；而僧尼的自食其力，使刘敏对华夏国儒释道的和睦相处又有一个新的认识。
宋朝的僧尼不光自食其力，而且十分频繁地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
刘敏记得华夏历史上的禁佛运动，好像都是僧人好吃懒做，不劳而食所引起。
历史上的四次“禁佛”事件，分别发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禁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禁佛；公元955年后周周世宗柴荣禁佛。
这四次禁佛事件被后人统称为“三武一宗”四次“灭佛”。
对于“三武一宗”四次“灭佛”，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为佛道之争。这种说法眼界太小，在几次禁佛事件中确实有佛教和道教某些人物的争执；他们在帝王面前争风吃醋，斤斤计较于一些现实利益。
但是，用此种理论来解释禁佛的原因只能歪曲宗教的本意。不管是佛是道都要求远离尘世，归于平淡。为了在世俗社会的地位争来争去，这不符合真正的宗教精神。
因此，参与佛道之争的人，显然不是真佛、真道，而是假佛、假道。
所以，如果佛道之争是导致禁佛的原因，那么这些假佛、假道也确实该禁。
例如，在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禁佛的时候就发现寺庙藏有大量兵器涉嫌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