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的友善回应终于使格莱斯顿内阁度过了这次危机，并且工党内部的凝聚力也因此而增强。
这自然是威廉最乐于见到的结果，19世纪后半段的英国政治最核心的一题在于爱尔兰问题，和这个问题相比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对立，外交政策的选择等等都是居于次要地位。
历史上，英国人在1800年将爱尔兰正式纳入英国，从而组成了联合王国。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爱尔兰人几乎从未从帝国内获得什么好处，尤其是1847年前后的马铃薯歉收时期，上百万的爱尔兰人饿死，更有数百万人历尽坚信被迫移民美国。这一时期伦敦政府秉承自由至上的精神对于爱尔兰事务不闻不问。
爱尔兰问题本质上是土地和佃农问题，这一点和俄国的农奴制，普鲁士的容克庄园大同小异。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越来越不合时宜。
而且爱尔兰还有其历史的特殊性，17世纪克伦威尔入侵爱尔兰以后，英国人强占了大量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土地。这些人后来很多成为生活在伦敦的爱尔兰大地主，他们甚至垄断了爱尔兰在英国上院的全部席位。
19世纪中期，爱尔兰的全部土地中，属于英国地主的土地占据了三分之二。在1848年的《谷物法》实行前，由于较高的粮食价格既保护了地主的利益也相对的保护了佃农们的利益，所以地主和佃农之间还是相安无事。
但是《谷物法》推行后，伦敦的面包价格下降一倍，甚至比作为粮食出口国的普鲁士还要低。食品价格的下降使工厂主和工人得益的同时，大大损害了地主和农民的利益。
为了保持自身的收入，爱尔兰的地主们纷纷提高地租，当佃农交不起地租时，往往被地主毫不留情赶走。期间又会牵扯到土地上的二次投资等等经济纠纷。
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下，爱尔兰人开始组织武装反抗。著名的芬尼社在1868年建立起来，他们认为爱尔兰的土地应该属于爱尔兰人，英国人应该把这些从他们祖先的手中抢夺而来的土地还给他们。该社的政治目标便是争取爱尔兰的自治乃至独立。
芬尼社成立后，屡次在爱尔兰地区进行暴力活动，比如暗杀英国官员或者某个为富不仁的大地主都是家常便饭。不过，芬尼社在当时终究不是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伦敦的下院中，有一个由爱尔兰人议员组成的党派——爱尔兰自治党。该党一般能获得下院600多议席中七分之一的席位，而且十分稳定。
在1867年发生了一次由于歉收引起的爱尔兰大暴乱后，以“高尚和公正”的品性著称的格莱斯顿首相成为工党或者说自由党在未来三十年的领袖。那一年，他在接受女王的邀请信时便明确表白了“我的最重大任务在于绥靖爱尔兰。”
不过，格莱斯顿从头到尾都没能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或者说爱尔兰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在他的思维定式中是不可能获得解决——除非永远的使其独立。
格莱斯顿本人十分的严谨而自律，他也很清楚，如果由国家拿出一大笔钱来，把地主的土地高价收买，然后以宽松的地租交到爱尔兰农民的手上，使后者获得永佃权是最为理想而且可行的。但是他觉得这侵犯了其他无关者的利益，和自由至上的精神相违背，因此他不愿意这样做。
愈演愈烈的爱尔兰冲突终于使格莱斯顿在晚年做出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支持爱尔兰人的自治要求。
在工党统治下院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法案可以毫无压力的获得通过，但是英国上院却是爱尔兰大地主们以及和他们休戚与共的英国本土地主贵族阶层的大本营，于是，爱尔兰自治法案始终无法在上院通过。
之后的1886年，工党内部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分裂。年轻而富有成就的伯明翰工厂主出身的张伯伦带着100多名主要由爱尔兰地主阶层组成的自由党统一派加入了保守党，这不仅极大削弱了工党的政治势力，而且大大加快了保守党重组和调整政策的进程。
传统上，保守党对于爱尔兰的政策是十分强硬的，该地区毕竟大英帝国的肘腋之地，绝对不容其自治或者独立出去。不过长期的动荡严重影响了英国的社会稳定，一些保守党议员开始寻求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概在1880年代末期，保守党内的新生代出现了以丘吉尔、沃尔夫等人为代表的务实派，他们主张以“仁政换取和平”。所谓仁政还是国家高价收买地主土地，再廉价租给农民的路数，在张伯伦加入保守党后，这一主张遂为索尔斯伯里所支持，成为保守党的既定方针。正是靠这一主张，保守党和爱尔兰自治党联合起来在1895年的大选中击败工党，获得组阁的权力。
以后的20多年中，英国政府耗资1.8亿英镑完成了对爱尔兰土地的收购，从而使爱尔兰成为一个自耕农的国家，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总能吃饱饭和不被压迫了。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政策的顺利推行，爱尔兰人才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英国人的背上捅刀子。
在威廉看来，只要格莱斯顿还在台上，那么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老人家本着那个时代最为高洁的政治家的美德支持爱尔兰人获得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但是腐朽的议会上院永远不会同意他的主张。
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老人家也不愿意从国库拿出那么一笔巨额款项以完成这一事业。以1914年皇家海军的规模，1.8亿英镑的资金可以打造两支杰里科手中的大舰队。
所以，当格莱斯顿内阁平稳的度过危机后，威廉还是很高兴的。对于德国来说，爱尔兰是英国最致命的弱点，一旦爱尔兰获得自治，那么以族群对立的严重性看，一定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对抗，并且成为大英帝国挥之不去的痛苦。如果英国彻底舍弃爱尔兰，那么也就意味着英国传统地缘优势丧失了一大半。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将是其他大国手中反对英国的最有力武器。
诚然，威廉所考虑到的，英国有着帝国情结的政治家们自然也是能想到的。
作为保守党领袖的索尔斯伯里明白，作为曾经的工党大佬，张伯伦也深通此理，所以工厂主出身的他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保守党阵营，没有一丝遗憾。
应该说，张伯伦作为19世纪晚期英国政坛的一颗新星，他的的崛起极大影响了英国日后的政治进程，其英联邦的政治构想和行动，使得英国在一次和二次大战中甚至以后依然能够得到来自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忠诚，并由此保持了大英帝国的国际地位。
在爱尔兰政策的问题上，张伯伦不止一次的表示：若允许爱尔兰自治，爱尔兰人就会提出完全独立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可能予以拒绝的。但是，这样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国家可能会实行一种对英国的利益和安全含有敌意的危险的对外政策。
这是张伯伦担心的，却也是威廉所期许的。
在安托法加斯塔危机结束后的日子里，威廉极为隐秘的将他心中的想法告诉了瓦德西，不过纵使后者深通幕后交易的特工之道也无法过多的通过院外势力干预英国的选举，更难以大量资助爱尔兰独立运动。
不过，对于爱尔兰问题的关注使威廉收获了意外的惊喜。1894年初，“芬尼亚撞角”号和霍兰－3号潜艇被芬尼社秘密运至德国，作为对一位支持他们的德国商人的回报。随后霍兰本人也接受德国海军的邀请到达基尔，他从德国海军那里获得了100万马克的研究经费，开始了新型潜艇的研制工作。
从这里出发，德国海军的潜艇部队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峰。